笑政协人大两会代表是傻呆!张宏良揭穿政府工作报告欺诈埋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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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政协人大两会代表是傻呆!张宏良揭穿政府工作报告欺诈埋雷!(配图)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解读
张宏良
原载地址: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35746576.html
这两天,全国人大代表正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民也应该认真审议一下这个报告,这是建国以来极其罕见的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和利益对立,一方面几乎是从头至尾都在突出民生政策和民生关怀,另一方面却又是处处包含着对民生政策的蔑视和挑战,甚至有些地方带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敌视情绪。只是这种挑战和敌视情绪,十分巧妙地掩藏在各种专业词汇和事件认定的背后,如果不了解这些事件,往往很难觉察。虽然一般读者难以觉察,但是政策执行者却十分清楚,他们会十分驾轻就熟地把这些政策推向反面。这种状况反映了报告背后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
本届政府工作报告这种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对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政治状况的反映。报告对民生问题的高调关注,是由目前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内日渐增强的民生价值取向决定的;而掩藏在政策术语和专业词汇后面的敌视情绪,则是由国内外精英集团对决策层的影响决定的。这就使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了双重性质,在思想理论层面,人民群众的民生要求和党中央的民生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但是在具体政策层面,继续以牺牲民生而求发展的原有立场,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从而为今后政策落实过程中,把民生政策变成掠夺民生的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权变余地。
这种民生大潮下面的暗流涌动,在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处可见。下面,我们就也来履行公民责任,和大家一起审议一下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前后顺序,随机抽取几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要点问题,作一个简要解读(括号内斜体字是引用报告原文)。
1,今年物价上涨幅度将超过去年。
政府工作报告规定“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2010年政府规定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目标是3%,今年上调至4%,CPI控制目标的涨幅高于去年三分之一。2010年CPI实际涨幅是3.3%,是控制目标的110%,如果以此类推,今年CPI上涨幅度将达到4.4%左右。由于如今物价上涨往往具有定向性通货膨胀的性质,越是一般民众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等价格上涨幅度就越大,通货膨胀的灾难主要是打在穷人头上,所以,平均百分之几的物价涨幅反映在粮食蔬菜副食品上,至少将会达到百分之十几乃至百分之几十的涨幅。大家回顾一下2010年粮食蔬菜副食品价格的实际上涨状况,就能够感受到比去年高出三分之一的物价涨幅,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了。
比CPI控制目标上调百分之三十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政府认为2010年的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就会压低今年CPI控制目标;相反,如果政府认为去年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会调高CPI上涨幅度。显然,政府工作报告认为2010年不仅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仍然具有很大上涨空间,所以才会调高CPI控制目标,并且与此同时,坚持出台一系列价格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类电价定价机制。推进水价改革。研究制定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价格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所谓价格改革已经成为提高物价的同义语,所以才会强调价格改革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如果相反,价格改革的结果是物价下降,那么要考虑的,将不再是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是公司老板的承受能力。暂且不说上述这些产品价格改革的负担是不是应该由老百姓承担,单就这种改革的对象而言,就违背了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更遑论社会主义要求)。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文要求,是劫富济贫约束资本,而不是劫贫济富约束穷人,改革的对象应该是富人而不是穷人,改革应该考虑的是少数富人的承受能力,而不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改革的基本逻辑。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中的“人言”,就是指的大地主大富豪。当时改革是针对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必然会引起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强烈不满,所以王安石说不要去理会这些大地主大富豪的不满言论(人言不足恤),不考虑这些大地主大富豪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而如今中国改革则完全颠倒了改革对象,不再象王安石变法等历代改革那样是抑制豪强,而是剥夺百姓,所以才有了“改革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的说法,而什么是“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从来就没有任何量化标准,按照普世价值派的流行说法就是一条,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不超出这个承受能力,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一概不管,统统都是“人言不足恤”。
所以,如今中国改革不是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问题,而是应该把被颠倒了的改革对象重新颠倒过来的问题,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潮流。等到什么时候政府工作报告再提到改革时强调要考虑富人的承受能力问题,改革才算是回到了正确的历史轨道。
针对国际物价和粮价暴涨的问题,本届人大新闻发布会说什么,目前中国粮食库存充足,国际粮价暴涨不会影响到中国。其实,国际粮价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并不取决于手中有没有粮食,而是取决于心中有没有百姓。国际粮价对中国的影响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价格与国际接轨的改革形成的,只要国务院发改委坚持价格与国际接轨,坚持让垄断了全世界85%以上粮食的世界四大粮商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中国粮食和食品价格的暴涨就不可避免。
2,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现有分配差距不变。
本来,民生问题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所要解决的头等问题,而民生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坚决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大的亮点问题,可是恰恰在这个人民普遍意料之中的问题上,做出了让人民十分失望的决策。报告规定未来收入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决定了未来老百姓的收入要与经济同步增长,而不是要快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意味着现有分配比例关系保持不变,现有分配格局保持不变。如果是在收入分配合理的基础上,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收入差距极不合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都落入洋人和富人腰包的情况下,实行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政策,就只能是强制维护现有极不合理的分配格局。
虽然让老百姓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比之现在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是一个进步,但是让老百姓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绝不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而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种经济犯罪现象。政府工作报告绝不能满足于消极地终止这种经济犯罪现象,而应该积极地主动造福于人民,要让居民收入增长大幅度超过经济增长。俄罗斯和印度的经济发展都落后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更是小于中国,可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都成倍地高于经济增长,被联合国称为是“穷人增长模式”。俄罗斯和印度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连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够让居民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能够做到。
其次,在现有的所有制格局和市场化条件下,报告中提出的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空中楼阁。目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很小,绝大部分就业都是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营;前者收入已经不低,后者收入国家不管,所谓收入调控只是空调。报告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点,报告列出的调节手段就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在这里,全部手段充其量也就是把国有企业的部分高收入拉下来,而根本没有提高国有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任何具体手段。
不仅如此,这里发出的一个更加可怕的信息在于,报告认为目前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是某些行业工资过高,而不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过低,所以解决办法不是把其它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如此一来,绝大多数行业的低工资不上涨,少数行业的高工资再下降,结果必然是工资总水平的整体下降。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当今中国究竟是某些行业(注意是行业而不是阶层)的工资太高,还是其它绝大多数行业工资太低?显然,稍微了解世界工资状况的人,只要不是心怀恶意,答案自然十分明确。当今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无论横向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较,还是纵向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较,都双双达到了最低水平。所以,当务之急是把绝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提上去,而不是把少数行业的工资降下来,这才是解决工资收入差距的正确做法。
其实,提出所谓行业工资差距的问题,其用意完全是在转移社会注意力,掩盖目前中国工资差距的真正问题,这就是“工资双轨制”问题,也就是工资制度上的“一国两制”:高管人员薪酬与发达国家的CEO接轨,一般员工的工资维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发达国家的CEO高薪中含有巨大的风险收入,而中国高管人员没有任何风险,所以中国高管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也高于发达国家CEO。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工资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而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却十分明确要坚持这个制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规范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个工资制度,而目前需要的是要废除这个制度。废除目前带有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双重性质的工资双轨制、退休双轨制、养老双轨制,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仅仅是人民大众的要求,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天理人伦的要求!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绩效工资改革”的肯定,也反映了今后工资收入改革的基本方向,只能是越来越扩大现有的收入差距。所谓绩效工资改革,是与军队工资上涨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地方事业单位的工资上涨方式。本来,党中央是把工资上涨作为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方式,中央军委严格贯彻了党中央的政策,采取自下而上逐步递减的方式上涨工资,普通士兵工资上涨幅度最大,按照官职逐步递减,到将军这一级工资上涨幅度最小,如此一来,工资上涨的过程也就是缩小收入差别的过程。可是国务院却采取了与军队完全相反的工资上涨方式,即所谓绩效工资改革,由财政部门把120%的工资总额拨给各个单位,让各个单位按照绩效挂钩的原则,自己制定这120%工资总额的分配方案,由于是各个单位的官员自己决定120%工资的分配,结果不仅是工资上涨中那20%,绝大部分落入了原本收入就高的官员和精英的腰包,甚至一些员工原有工资的一部分,也落入了他们腰包,工资比没有上涨之前还要更低,结果必然是更加扩大了原本就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如此人为地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的理由,说是什么为了防止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目前收入差距不合理已经达到人神共愤的极端情况下,居然还在反对所谓平均主义大锅饭,还在用这种方式收买知识精英,还在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是要把中国知识精英驱赶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去。
此外,在农村问题上报告提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拟安排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生产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主产区、重点品种、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倾斜。”增加“三农”投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继续实行富人补贴制度是错误的,农村的专业大户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的富人,这些富人不应该成为财政补贴对象,国家财政补贴应该补贴给穷人。现代国家财政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而不是相反,把穷人的钱拿过来给富人。
3,坚持原有改革性质和发展方式不变。
本来,对于深陷矛盾和危机的当今中国来说,转变发展方式,开辟新的民生发展道路,是重新点燃人民希望、摆脱危机走向民族崛起的唯一正确选择。为此,体制内外的毛派***人都在积极探索。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即使对人民持有敌视态度,也不应该选择此时此地去刺激人民。而政府工作报告恰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向人民群众泼冷水,告诉人民决不改变原有的改革性质和发展方式。比如报告在列举改革成就时指出:“平稳解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创业板、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顺利推出,债券市场稳步发展”。
或许从不买卖股票的人们并不知道“股权分置改革”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9千万中国股民来讲,绝大多数人提起来无不切齿痛恨、愤怒不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前财富大抢劫。把同一个公司的股票以高于富人和洋人十几倍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诱饵就是卖给老百姓的高价股能够自由地上市买卖,可是后来却突然实行什么股权分置改革,把富人和洋人1元或2元买的股票和老百姓平均15元买的股票,按照同一个价格在市场上买卖。结果一边是十几万亿现金资产瞬间落入极少数富人和洋人的腰包,另一边是数千万股民的血汗钱灰飞烟灭。这就是瞬间造就了成千上万个亿万富豪的股权分置改革。2008年就是这个股权分置改革,把十七大关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民生政策,改到了无人知晓的爪哇国里。现在,重提并再次肯定这项改革,显然是在警告翘首期盼民生政策的那些老百姓——不要再做白日梦了,股权分置改革这种财富大抢劫,仍然是今后改革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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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个“债券市场稳步发展”的成就,或许很多人并不理解其中包含的巨大政治凶险,这个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是对老百姓财产的空前抢劫,那么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则是在经济上把国家推向解体和分裂的危险手段。国家统一,首先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统一,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就会在利益上把各个地方政府分割成为彼此对立的独立实体,在客观上奠定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比之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军队还要危险。可是,就是如此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居然轻轻一句话便一带而过,甚至连个马马虎虎的随便解释都没有。由此可见,中国已经权力失衡到了什么程度,中国的国运又轻到了什么程度!
报告中还有一段被专业词汇掩盖起来的特别惊心动魄的话,这就是“继续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继续大力发展金融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段话的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没有人进行解释,包括参与起草报告的那些普世价值派大师,也根本解释不了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把一些根本说不清楚的东西作为改革目标,早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根本特点。不过,虽然他们说不清楚什么叫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但是他们却知道通过建立这个什么鸟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联合洋人瓜分和占有中国那将近百万亿(注意是百万亿而不是百亿和万亿)的金融资产。
虚拟经济赋予了现代金融企业以双重性质,一方面,资本市场的瞬息万变,要求金融企业必须实行绝对独裁,完全由CEO一个人说了算,无需经过任何讨论;另一方面,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又要求金融企业的决策者必须承担无限责任,不仅是以投资额为限,也不仅是以全部财产为限,而是要以整个生命为限。所以,现代金融企业的前沿部分,如风险投资公司、对冲基金等一般都采用了两合制的所有制结构,让公司决策者拥有无限权利和承担无限责任。显然,目前中国要建立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看中的不是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中决策者的无限责任,而是决策者的无限权利。他们之所以要急于建立所谓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是由目前中国金融资产管理的无序化和空置化决定的。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目前中国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完全由极少数金融官员个人随意支配,国家连一个金融资产管理部门都没有。虽然国家设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可是国务院规定国家金融资产不归国资委管辖,既然不归国资委管辖,按照股份公司的管理规则,就应该归财政部这个大股东管辖,可是财政部在各个金融企业根本就没有派驻机构和代表,不仅管不了,甚至问都问不了。或许有人会说,还有一个银监会,但是银监会只是一个监督机构,与金融资产没有任何关系。如此一来,国家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就没有了任何管理机构,完全任由金融企业的官员自己随意处置。比如他们想把金融资产卖给谁就卖给谁,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想给自己确定多少年薪就确定多少年薪,除了涉及到金融法规时需经银监会批准之外,几乎所有金融资产的处置完全任由高管人员个人决定。美国之所以能够十分轻松地控制中国金融业,就是目前中国金融资产没有国家管理部门决定的。只是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任由个人处置的状况既不违法也不合法,国家金融资产的外资化和私有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制度依据,既没有合法依据也没有违法依据,今天国务院可以作为改革成就加以肯定和表彰,明天同样可以作为叛国罪和贪污罪加以追究和惩办。所以,要想合法地占有和支配近百万亿的金融资产,就只有建立所谓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制度,无论是联合洋人瓜分国家的金融资产,还是权钱结合私吞国家的金融资产,就都有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依据。当初他们就是通过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把数百万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白白占有了数万亿国家和集体资产。现在,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又瞄上了近百万亿国家的金融资产。
4,继续推行丛林法则和金钱文化,坚持意识形态的自我阉割。
报告在谈到军队建设时突然冒出一句让人有些振奋的话:“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虽然这句话孤零零地没有前言后语,但是毕竟已经久违多年,听来不免感到些许振奋,只是这句话仅限于军队而不包括地方,在地方精神文化建设中,仍然坚持以往的丛林法则和进去文化。报告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加快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这里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全社会的理想和信仰——注意,这里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官方的标准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是邓小平理论中造成道德伦理大崩溃的著名“猫论”,如果继续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有奶就是娘”的信条,作为全民族的理想和信仰,中华民族的道德重建将永无希望,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将会永陷黑暗。目前中国这种“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信任”的旷古未有的悲惨局面,就是30年来信奉“猫论”的结果。如果说当初邓小平提出“猫论”是因为浅薄,是因为急功近利,是因为不懂得国家行为和个人伦理之间的区别,那么,在如今中华民族的道德世界已经被“猫论”几乎毁坏殆尽的情况下,继续把“猫论”作为整个社会的理想和信仰,就不能不说是别有居心了。
二是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虽然这里也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是十分明显地只是陪衬,因为市场经济奉行的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它与锄强扶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完全是格格不入,与“以强带弱、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竞赛法则,更是水火不容。把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放在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之间根本就互相不搭界。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包括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方欧美国家,他们的道德规范也是建立在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反的规则基础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过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道理很简单,市场竞争法则根本就不是人类社会应有的法则。
此前我们曾多次指出,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兽性世界的法则,不是人类社会的法则,采用这种兽性法则管理人类社会,就只能是把人类社会变成兽性世界。眼下正在召开的人大会议上,一些代表谈到目前企业出口商品不造假没有毒,而只有内销产品才造假有毒,代表们十分准确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是道德问题,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外国人讲道德,不造假不用毒?而只对自己同胞不讲道德,随便造假用毒?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其他国家无论是剥削社会还是非剥削社会,至少都是按照人类社会法则进行管理的,唯独中国实行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包括立法者和执法者,也都遵循这个法则。所以,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进入中国的市场环境,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人性法则而遵循兽性法则,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哪怕是圣贤菩萨也绝难幸免。
这一点,连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都承认市场经济是兽性经济,必须要用道德这只无形大手加以调节和规范,所以亚当·斯密才写了《道德情操论》,用来弥补《国富论》中市场竞争的兽性缺陷。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从总统就职到法官出庭再到夫妻结婚,所有宣誓都要手抚《圣经》,就是要把基督教推到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以此来抵制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兽性冲击。虽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却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提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唯独中国这个至今都没有被西方国家承认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提出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等于是说要建立与动物世界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在这种道德规范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兽,是狼;整个社会,也就只能成为佛家悲言的那种末法时代。
政府工作报告在精神文化领域特别令人忧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制度层面上对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的自我阉割,即目前这种文化体制改革。报告中有许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其中提到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实行“三化”,即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如同毒品的市场化一样,完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自杀,因为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与物质产品的市场竞争完全相反,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谁裤子脱得快谁是赢家。这是由人的精神崇高性和感官动物性这双重性质决定的,佛魔同体,善恶同源,人对感官刺激的肉欲追求和人对真善美的向往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类天性。区别只在于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对真善美的追求需要引导和约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而人对感官刺激的肉欲追求,只要不加约束地任意放纵,很快就会堕入罪恶深渊。这就是人类需要教育,需要宗教,需要法律的原因。所以,负责任的政府如同负责任的家长一样,必须对社会道德发展的价值取向加以引导和约束,否则,整个社会就必然会陷入道德崩溃的末法时代。
那些故意要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世界和民族精神的汉奸学者,总是歪曲事实地说什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就是放任自流的市场化。其实,美国的文化领域不仅没有市场化,而是把中国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过去。无论是美国的好莱坞还是CNN,几乎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报道,都无不浸透着美国精神,无不体现着美国精英集团的理想主义、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爱国主义的主导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美国这三大主义的文化缰绳,把美国文化领域牢牢纳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固有轨道。现在,我们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把被美国学走的东西再重新学会来,以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精神文化的发展,绝不能实行市场放纵主义的所谓文化体制改革,否则,所谓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就只能演变成为“拳头加枕头”的脱裤子大赛,彻底阉割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精神上把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道德深渊。所以,中国绝不能走文化产品的市场化道路,而必须坚持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目前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应该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以法家做核心的法墨道儒文化为主体,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新中国文化。新中国不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也应该成为一种新文化形态,只有成为一种新文化形态,才能奠定中华民族世纪性崛起的文化基石,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够被世界所接受,中华民族才会“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
报告中还提到了要“加强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其实,目前的要害问题不是对互联网的管理问题,而是网络媒体归谁所有的问题。报告起草者故意用“互联网的管理”这个十分抽象的问题,来掩盖当今中国网络媒体已经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控制的具体问题,可谓极其工于匠心。目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巨大危险,就是以四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经被外国势力所控制,这些网络媒体基本决定着中国社会舆论的政治取向,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收回这些网络媒体的控制权,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是危是安,决定权都不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别人手中。中东北非的巨变就是活生生的典型,穆巴拉克牢牢控制着庞大的埃及军队和警察,可是仅仅一个名叫“脸书”的小小网站,就让他丢掉了执政30年的国家政权。可见,在信息时代,网络媒体甚至比军队更加重要,日本宁可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也不愿意把网络媒体控制权交给美国。而当今中国,一个中国证监会,就把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统统送往了美国,变成了外国资本或外国势力控制的网站。
5,在经济上实行不设防的完全门户开放政策
报告指出了目前我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风险:“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这里的发达经济体就是指美国,只是目前中国对美国的畏惧感已经达到了惊弓之鸟的程度,如同封建社会中臣民不敢直呼皇帝名字一样,中国政府已经不敢直呼美国的名字,实在躲避不开的情况下,就采取如同经济发达体这样的其他称呼。
虽然报告指出了目前中国面临的风险,可是不仅没有主动设置防范壁垒,反倒提出了当今世界绝无仅有的彻底开放政策:“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报告在“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方面,规定了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享有的平等待遇,如果不了解目前中国产业被外资控制的具体状况,如果不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严格设防的经济安全政策,如果不了解近来普世价值派和主流经济学家呼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国有企业退出目前经营领域的情况,将很难理解上述三个平等的巨大危害。在此特别需要提醒国人注意的是,上述这三个平等政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
就在两会召开之前,中国华为公司收购美国一家区区200万美元的电脑公司,遭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否决,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华为公司的老总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专门审查外资的机构,只要看一下它的组成机构,就会知道美国对国家经济安全和阶级斗争,已经重视到了何等程度,这个委员会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商务部等诸多机构,如此高规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全超过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安全审查制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其中有一条规定,即使被调查的外国企业在所有方面都没有问题,只要是收购动机有问题,同样要进行严厉处罚,而收购动机问题完全是一个单方面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问题。中美两国在外资问题上如此巨大的强烈反差,简直让中国民众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美国立法规定所有客人都不准觊觎他的女人,否则就要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立法规定自己的女人在所有客人面前都必须一丝不挂,所有客人都和丈夫享有平等权利。那些天天叫喊全盘西化的普世价值派,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不再要求全盘西化,甚至对国内民众严格封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安全政策。
报告还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与对外开放无关,但是仔细一想却发现里面的问题十分荒唐。不久前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中国购买了美国1.16万亿国债(中国百姓只能从美国人那里才能得知中国外汇的使用情况,想来让人十分心酸),相当于7万多亿人民币,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向自己老百姓发行国债和企业债券。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财政到底是缺钱还是不缺钱?如果缺钱,就不应该把数万亿资金借给美国;如果是不缺钱,就不应该搞赤字财政,向本国老百姓借钱。像目前中国这样一边把钱借给美国,一边又向自己老百姓借钱,实际上是替美国向中国老百姓借钱。这是典型的财政转移支付功能,既把中国老百姓的钱拿过来,转手支付给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再用这些钱压低美国物价补贴美国穷人,结果就是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贫困中国人养活富裕的美国人。其它方面暂且不说,仅仅中国投入美国两房债券的资金就达到3万亿人民币,等于为美国提供了2百多万套住房,对维持美国的低价住房做出了巨大贡献。
6,承认是在依靠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基础设施吃饭
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成7356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解决2.15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报告承认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成就,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8万多座水库中的7千多座进行了除险加固,并没有新建哪怕是一座水库。然而,仅仅凭借对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水库的维修,就解决了数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并且推动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如果毛泽东时代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坚持到现在,如果毛泽东时代农村的基本格局不遭受到严重破坏,那么,如今中国农村又该是怎样一个辉煌壮观的崭新面貌!
7,对食品安全问题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
报告关于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指出:“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健全法制,严格标准,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责任,加强监管执法,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这里,把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是技术问题和监管问题,显然是在故意回避问题的根源。技术检测水平与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食品里含有有毒物质不是技术检测手段落后造成的,蒙牛公司的老总牛根生曾经十分自豪地夸耀说,蒙牛的技术检测手段世界第一,可是他却把这个世界第一的检测手段用来添加有毒物质。同样,有毒食品也不是执法不严造成的,而是执法主体错位造成的。由官员担任执法主体,法律法规越完善,权钱交换的规模就越大,法律法规只能成为监管人员寻租的手段和工具,而绝不可能对维护食品安全起到丝毫保障作用。只有让亿万民众担任执法主体,食品安全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暂且不说实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监督,只要把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和惩罚性赔偿这两个原则搬过来,市场上所有劣质有毒食品就会立刻消失得干干净净。道理很简单,任何老板都不愿意因为一次造假用毒,就把所有资产都赔偿给消费者,违法犯罪同样也有一个成本问题。
谈到食品安全问题,就不能不谈论转基因问题,因为转基因问题,是全世界食品安全的头等问题,而转基因主粮问题,又是除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没有种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要种植转基因主粮?为什么是全世界冒此风险的唯一国家?世界各国科学家天天都在揭露转基因食品的那些可怕后果,究竟是真是假?目前坊间和网上广泛流传的我国一些地区转基因主粮造成的种种恐怖现象,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一些地方的老鼠、蝴蝶、蜜蜂等动物的消失和变异,究竟和转基因作物有没有关系?福建省政府专门发文全省查禁转基因大米的举措,究竟是对是错?中华民族三大主粮全部转基因化有没有风险?国家有没有应对风险的准备?如果一旦发生风险,国家应该怎么办?老百姓应该怎么办?,中华民族应该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全都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生死安危,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种族安全,无论如何,政府工作报告都应该对全国人民有一个交代。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8,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政改问题是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
报告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纵观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就属这段话完全说到了点子上,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本来,中国***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应该是由党中央决定,由全国人大授权,可是近些年来,在越来越多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既看不到党中央的决定,也看不到全国人大的授权,国务院随便一个文件,甚至连一个文件都没有,就不可更改地决定了。
转基因主粮可以说是天大的问题,涉及到13亿老百姓当中的每一个人,可是,国务院农业部科技司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小网站上一个简单通告,中国就变成了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唯一国家。消息传来,全国民意滔滔、群情激愤,国务院所属的食品特供中心,国务院财政部食堂,包括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农业部幼儿园食堂都宣布绝不食用转基因食品,奥运会和亚运会更是把转基因和兴奋剂一样列为违禁食品。可是,就在国务院所属部门自己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下,转基因主粮却铺天盖地撒向了全国农村大地。如此重大的事件,无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应该对人民群众有个交代,按照时下那些司法精英的说法,至少应该有个程序正义——是否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是否经过全国人大的审批?如果没有,国务院又是根据什么让全国人民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国务院又进行了哪些规避风险的准备?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党中央决定,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全国人大决议,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字的规避风险准备。
可见,目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得不到制约”的最迫切任务,就是要解决国务院“权力过分集中和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一是要加强中国***的领导,把所有涉及到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决策权,重新收归党中央;二是加强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权力的制约,诸如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对外重大投资和转让,必须要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至少也应该事后在全国人大备案。这是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实行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应该做到。在国家决策结构上必须要明确,国务院只是一个办事机构,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绝不是决策机构,国务院只有维护国有资产安全的责任,没有擅自出卖国有资产的权力。对于诸如转基因主粮这类事关国家和人民生死安危的重大问题,国务院只能是无条件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大的决议,绝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的决策权力。
9,绝不能把美国的要求作为纲领口号
报告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信,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继续共同努力奋斗,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口号和目标,应该是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不应该是什么“和平统一大业”,所谓和平统一,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政治口号。我们希望和平统一并且会朝和平统一的方向努力,但是我们绝不接受美国强加给我们的统一方法,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如何解决将有中国人民自己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这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尊严问题。目前,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日本周边事态法,已经公开把中国台湾问题纳入了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范畴,是在故意堵塞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这是美国和日本分裂中国的侵略行为,如果我们屈从于美国和日本的侵略压力,那么丢失台湾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连允许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邓小平,在最终屈服于美国之前,都很气愤地对美国大使怒吼:“你们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还怎么和平统一?还能和平统一得了吗?”当时美国大使理亏得满头冒汗,只是后来看到邓小平屈服了,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才欢呼雀跃起来。可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目的和作用,就是阻止中国和平统一。再后来随着中国进一步更加软弱,美国便不再仅仅满足于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是进一步搞了个与台湾关系法,宣布一旦中国大陆解放台湾,美国将立即参战,到此为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丧失了不接受外国干预的原则,原封不动地接受了美国的主张。
九十年代,中国的台湾和俄罗斯的车臣,美国都是严厉警告必须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就要军事干预;俄罗斯不买美国的账,武力统一了车臣,成为与美国相互尊重的强大国家;中国接受了美国威胁,不仅没有统一台湾,反倒连整个大陆都落入了美国军事包围之中。如果再不回头,继续沿着美国安排的道路走下去,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频繁军演,将很快变成实战。
10,刻意回避了人民大众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是刻意回避了转基因主粮问题。这个问题比之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都更加重大,是人民大众最为关注的天大问题,无论是对转基因主粮持何种态度——支持或者反对,都应该对人民大众有个交代。其实,象现在这样不屑一顾、不置一词,也是一种交代,只是属于最坏的一种交代,等于是把屎盆子完全扣到了***头上,在道义上陷***于不义。
二是刻意回避了把天文数字的巨额资金借给美国的问题。中国购买的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45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公司”债券,合计超过1.6万亿美元,如果再加上购买的其它美国债券和股票,保守估计也会相当于十几万亿人民币。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条件下,要把如此巨大数额的资金借给美国,给富裕的美国人锦上添花?而不是中国向美国借钱,帮助中国人买房看病,给贫穷的中国老百姓雪中送炭?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知道这个问题,下面这几个中国孩子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络文献或网摘来源于:对今年工作报告的十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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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群众唱红声援王立军等人大代表活动现场
有外媒评价,中国的两会越来越有趣,越来越好看了。我想,外媒说的好看,不仅是人多热闹和众声喧哗,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有了许多不同声音,这些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有人捶桌子痛斥,有人面对面对掐,有人发言时数度哽咽,有人怒发冲冠,有人汗流浃背。
捶桌子的有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讨论预算报告时,他当着国资委主任王勇的面,尖锐批评当前一些企业在汽车产业上的“高歌猛进”,称一些国企老总已经疯了,昏了头,并希望国资委加以约束。黄奇帆是在激动之中捶着桌子说这番话的。
吵架发生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时。政协委员韩兴旺批评说:现在一些央企真是财大气粗,作为全民企业,利润该让全民更多分享。这说法得到了工行行长杨凯生的回应,他说:关于上缴红利的问题,国企又一次被媒体和民众妖魔化了。关于国企高管的工资,国资委是有严格规定的。最基本的原理都没有搞明白就在那里嚷嚷。说国有银行利润竟然一分钱不上缴,这是胡扯。我们工行每年现金利润上缴50%,所以说许多地方都被外界误解了。虽非直接交锋,可明眼人一看便知针锋所指。
发言时数度哽咽的有贺优琳代表。“物价飞涨,我真不知道那些每月收入一两千块钱的老百姓是怎么熬过来的。”贺优琳在广东团审议报告时数度哽咽,被网友尊称为 “忧民哥”。发怒的有崔永元委员。他发言时称:崔永元一个月挣3万元,征他税也许合适,一个煤矿工人挣了8000元就不应该收税,他是在玩命,他进去就不一定能出来,我进演播室就一定能出来。汗流浃背的有卫生部的官员。媒体称人大常委对公立医院改革尖锐的批评让卫生部门官员很紧张。前年卫生部部长陈竺就说过了:自己两会期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到人大当被告!
其实,两会期间不仅卫生部官员会流汗,面对代表委员们“代表人民询问你”这种咄咄逼人的追问,各部委的官员都会很紧张。一位委员炮轰教育部和人保部敷衍其提案后,两大部迅速向其道歉。
捶桌子的,吵架的,哽咽的,愤怒的,流汗的,正是这些丰富的表情,让两会充满议政的味道。议政,就应该像这样有点儿冲突和火药味。参政议政,说到底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们到议政厅博弈来了,各自把利益声音表达出来,争取将本群体的声音融入立法和决策中。既然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必然就有不同声音,有反对声,有不满声,有炮轰声。两会制度,创造了一个让大家“和平吵架”的制度平台,让大家在这个制度渠道中把不同观点表达出来。
不要认为这种会场上的交锋会影响团结,硝烟会影响和谐。这种辩论毕竟是在秩序范围内,受到法律约束的,比暴力斗争要文明、缓和得多,从而给社会造成的震荡和破坏也小得多。两会上捶捶桌子吵吵架,社会中的冲突就会大为减少。
有机的团结,不仅是鼓掌和举手营造出来的,也是这种辩论和交锋带来的。代表委员们如果不在公立医院不公平无效率问题上批评卫生部门;如果给税务部门面子,不在车船税立法上批评他们“总想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这些部门满意了,“压力山大”的老百姓就很不满了。老百姓不满积压多了,矛盾激化了,社会就难保持稳定。
捶捶桌子吵吵架,只要不违反议事规则和会议文明,表明代表委员们正“卖力”地为民立言,“卖力”地履行他们的代议使命。交锋辩论,不是为私,辩的都是公共事务。公共利益,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群体说了算,正是这种开放的会议中争吵的结果。这些在两会上鲜活生动的冲突场景和论争剪影,见证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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