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11届4次会议“天字一号议案”:何新委员书面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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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货色呢?,全国政协11届4次会议何新委员书面发言: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异常值得关注!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何新委员书面发言:
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异常值得关注!
作者:何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一、数字分析
以下是自1995—2010最近15年来的中国外汇储备数字:
(单位:万亿美元)
1995 0.073
1996 0.105
1997 0.139
1998 0.144
1999 0.154
2000 0.165
2001 0.212
2002 0.286
2003 0.403
2004 0.609
2005 0.818
2006 1.066
2007 1.330
2008 1.946
2009 2.339
2010 2.843
由表中看,1996年前,中国外储一直低于千亿。其后10年,每年约递增100—200亿美元,自1995—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外汇储备平均每年约递增10%—20%。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汇率改革,此后人民币开始稳步升值。
其后,即自2005—2010年的短短五年间,中国外储每年增速大大加快——由2005年的8000亿美元迅速跃升到2010年的约近3万亿美元,直翻了三倍多。其中增长最快的为2007—2008年度,这一年美国爆发了“次贷”金融危机,中国外汇反而得到更加超常的猛增——一年内即增长了6000多亿美金。
二、几点质疑
这种增长速度是异乎寻常的。
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难道美国遭遇金融危机后进口量反而猛增?难道中国的出口总量在2005—2010年的5年中也增长了三倍吗?那么中国的GNP是否也翻了3番呢?
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实体商品贸易顺差所积累的美元数量究竟占多少?长期投资的美元数量又是多少?短期资金流入(热钱)的美元数量究竟有多少?外储内涵的结构、比例到底是如何?
[设在中国的大摩、高盛、美林等对冲基金和国际投行来中国干嘛的?就是来玩金融的。它们对自己弄进来多少美元,每年利用人民币升值赚走多少钱,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包括人大、政协,对此清楚吗?五年之间中国的出口生产能力能真地增长三倍吗?]
如果外储中的新增美元并非主要来自贸易顺差——也就是说,并不是靠中国人卖鞋子、卖裤子挣来的,那就只能是国外的风投基金、对冲基金用各种名目投送进中国来的。
关于外储结构情况的这些数字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数字,意义远大于有关GDP的数字!近几年中国实体经济并不景气,失业、无业人数很多,但社会上似乎到处并不缺钱。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有外汇兑换款20万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动着。
中国目前有总计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局说进入中国的热钱并不多,每年只有300亿,10年只有3千亿。
但是只靠中国出口那些小商品就能使外汇储备每年爆增数百亿美元?5年就换来了2—3万亿美元?
在2007—2008年,一年内外汇就增长了6000亿美元,那这一年中国要增加出口多少鞋子、裤子??为什么外汇猛增的年代与人民币升值的年代会完全重合呢?
所以我怀疑,这些外汇美元中的大部分,其实是那些风投基金以及国际投行弄进来炒人民币升值套取汇率利率的美元热钱居多。
有报道说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已在香港设了办公室,准备了上千亿美金,要送进中国。高盛、大摩、花旗、美林等风投、对冲基金近年在中国极其活跃。到处寻找并购或投资项目,设法把美元送进中国。它们送进中国这么多美元是为什么?是要赠给中国人吗?是要帮助中国搞建设吗?当然不是,都是要利用人民币升值为牟取汇率差价而进来套利的。
三、警惕债务性GDP虚拟增长
有一种经济GDP的增长叫“债务性虚拟增长”。目前美国经济就是这种类型。拉美国家经济早已是如此类型,而欧盟近年出问题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类型。这种虚拟GDP增长的特征是:国家负债累累(所以有所谓“主权债务危机”),但表面经济却仍很好看——只要有外部滚滚流入的热钱花,消费性GDP就可以不断增长,甚至还会连创新高。
华尔街圈钱制造麦道夫骗局的麦道夫在受审时说:圈钱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整个美国金融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和大泡沫。(2月28日外电报道伯纳德-麦道夫在接受《纽约》杂志访谈时说美国经济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在2009年因经济欺诈罪被判150年监禁,他的46岁长子为此自杀。)
近年中国是否也发生了主要靠热钱流入而推动的GDP虚拟繁荣?人们不知道,因为看不到关于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与内涵的真实数字,无法了解中国外储结构中真实的国家负债情况。
但是美国人欠债,有各种办法——可以设置种种巧妙的金融骗术和阴谋包括让美元不断贬值来赖债。中国玩得了这种货币魔术吗?
如果我们也玩庞氏---麦道夫的吸金术,靠不断吸引国际热钱,一方面来偿付旧债(美元利息),另一方面又利用热钱兑付的人民币推动国内GDP的虚拟增长(而且主要将其投入股市及房地产);那么一旦热钱来得少了,或者美元大量外流了,中国金融就有突然崩溃的危险!目前不是没有这种迹象!
靠热钱、债务维持虚拟增长,绝非长久之道,只会遗患于未来!
四、大量买美债有巨大政治风险
最后还应考虑的一点是: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目前据说已高达1.3万亿美元,购买的两房房债等其他美债及证券(如墨石证券)也已超过5000亿美元——总计可能接近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2.8万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实际已经在美国的掌控之中。而如果这些美元都是中国出口商品所得的话,那么这些出口商品对美国来说就是几乎没有付钱而白捡到的。
尚有一种应当估计到的潜在风险是,如果一旦国际有事,或中美之间关系有变而发生对峙——则这笔巨款即有可能被美国冻结甚至没收,从而彻底化为乌有。
如此大量地购买美债难道不涉及国家安全而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吗?!
[据中国经济导报2011年3月1日报道,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表示:
“最近10年流入中国的‘热钱’不到3000亿美元,每年不到300亿美元。这个结论解释了绝大部分外汇储备的增加,是可以用基本面的经济现象来解释的。”
易纲还说: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他分析说,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
网络文献来源于:乌有之乡
附题转载:
真实的朱镕基----何新2001年致朱总理的信和形势分析
原文地址:真实的朱镕基----何新2001年致朱总理的信和形势分析作者:一梵 http://xinu.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3548.html
这是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先生致朱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信与文件都在当天即送报到最高层。链接中的附文《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收入在何新先生的2010年新著《汇率风暴》中(206页)。
感谢进步社会!
历史留存:何新致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
曹豫生按:要留住历史,不要让历史轻易的散去。当年因为饿死人,刘少奇对毛泽东说要上书的。后来的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江董事长,朱总经理,你们说是不是?
何新: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
何新致朱*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
何新附记:
下面这封信及书面发言,均写于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信与文件都在当天即送报到最高层。
当时之所以感到有必要讲话,是因我认为当时已经推行数年的所谓“转制下岗”政策不过是又一版本的休克疗法,继续搞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此信及文章送上后,似激怒了一些人。不久,原政协主席派某副秘书长与作者谈话,微示上峰不满,又云为照顾我“身体”,并因机构改革,建议安排提前退休。因彼云只是征求我意见,故我当时对之未置可否。
但是在这一年夏季,我又出版了一部更系统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书,即《思考》第二卷《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此书出版后亦于当年十月间送报了各方面。
上述信件及发言均是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的,因此官方有纪录。
人们会注意到,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被收敛,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终于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虽然难以知道调整决策的具体过程,但在国内经济学界,这一组信件及文论应是较早面对面地向高层揭露了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并击破了支持这种政策的统计和理论根据。
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披露以上事实,可以使未来的史家了解有关的政策争论以及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当时所以写此信、此文和此书的用意。
故此将两年前的这封原信及那篇经济形势分析,刊布如下。
拜读您的工作报告,并当面聆听了您在我们(经济农业)小组会上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驳斥,有人批评目前的财政是“赤字财政“等问题。去年我在提交九届三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以及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揭露了中国股市中大庄圈钱的黑幕,指出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批评了依靠赤字及债务促进发展的政策难为后继。虽然对我去年的书面发言,政协简报组未予印发,但会后我已将其送报中央常委各领导同志。这些批评意见,我至今仍未改变。
观察近一年来的形势,我认为,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部分地方工农群众由于生活困苦失业而闹事现象不断,(我个人在黑、吉、辽、晋、冀、豫、皖、川的一些地区即遭遇多次)在中心城市表面的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之后,掩盖着社会不安定的隐忧。
当前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社会内部的贫富巨大鸿沟上,也体现在少数中心城市(京、沪、深、广等)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区域的巨大经济断裂与鸿沟上。
读您的报告后,感到报告的执笔人抽象地谈结构,却忽视了以上两种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即贫富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报告中抽象地谈加快发展与增长,却忽视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要素或数字(包括科技问题)。而当今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们的情绪如何?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在“封建“时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见《汉书》丙吉传)当今天下汹汹,而如何仍能认为形势大好?贾谊《论治安疏》说:
“臣窃谓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泣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其他背理而伤情者,难遍以疏举。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莫也!曰安曰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而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处之积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时势,何以异此?”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表面的歌舞升平、高楼快路之后隐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源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不良。当今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并非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早已存在,甚至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它不应该被作为一个解释一切问题的垃圾篓。当今真正的大问题,是国家社会能否保持持久稳定?会不会发生动荡以至动乱?而这就涉及当前国务院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方针的问题(如大力鼓励私有化,大规模推行失业下岗政策等)。我认为正是由于您主持下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如解散国企,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导致了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您个人的崇颂之声,近年在海内外传媒上,您听到的应已很多。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坦陈我个人的以上一些不同意见。
毁誉无常,历史则是客观存在。政治家总是要对历史负责的!我真希望形势并非如我所言那样消极,而我的上述看法都是极端荒谬错误的。那将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而我个人则情愿以言邀罪,成为千古罪人。
您来经济组听取委员意见之前,小组秘书曾问我是否想要发言。我想讲话。但我认为如果在会上公开陈述我以上的个人意见,必会酿成海内外新闻事件,于国家不利。因此谨以书面形式将我的以上不成熟意见向您、并向中央呈报。
又及:我窃以为,
您的公子如大有为,似可委之为中国石化或中国证券的领导,可在国内领取高薪,所谓内举不避亲。但作为国家首相之子,似不宜作为外国在华区域的利益代理人,尤不宜担任美国巨型跨国公司(如高盛财团)享持高薪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这是会招致物议和令人想入非非的。此或会有损您持政“清廉”的政声和清望。
诚惶诚恐,不知所云。敬颂
政祺!(后附一文仅供参考)
何
新
2001年3月8日
附: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书面发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1.国家在近年内可能由于失业问题爆发中型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2.香港近期可能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
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
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
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
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这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2001年3月8日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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