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秦晓“卖国贼委员”把在国企拿到的高薪吐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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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秦晓“卖国贼委员”把在国企拿到的高薪吐出来!
请不待见国企的秦晓委员把在国企拿到的高薪吐出来
作者:云淡水暖
看到招商局前董事长的说法“全国政协委员、 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秦晓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但是关于国企改革,秦晓还是认为,’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通过资本市场和社保,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政府应该拿这些钱,做更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住房、教育、医疗。政府,从长远来看,不需要去经营国企…”(中国企业家)
秦晓委员口出此言,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长期之想,而且是有所作为的。
早在2002年,秦晓委员在招商局董事长的任上时,就把招商局手中的平安保险国有股票“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了,不过,得到秦晓委员恩惠的“民众”只有两位,两位私人老板及其所代表的公司,以低于汇丰银行持有平安保险国有股价格的五分之一的成本,笑纳了7亿多股平安保险的国有股票,结果上市当日,两位私人“民众”的股票增值了50亿,最高时增值了600个亿左右。
秦晓委员如此地“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引来自由主义经济学迷的一叠声喝彩,“对于秦晓,财经评论员叶檀的评价是,‘与其说秦晓是国企掌门人,不如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最不像国企掌门人的掌门人,他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网易财经)、“在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台上发言嘉宾是国资委一位官员。现场曾就一话题展开争辩,台下秦晓直言‘你们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闻者肃然。”(新世纪周刊)
担任着36家最大的央企的董事长,却如此痛恨国有资产,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了。但是,草民觉得秦晓委员显然并不“长远”,比如,招商局把手中的平安保险国有股半“卖”半送给两个“民众”,其他的民众就没份了,而且是永远没份了,只有两个“民众”有份,而且还不断地增值。那么,长远说来,“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就是一个动作的瞬间,用一句话说叫做“休克疗法”,然后少数人暴富,真正的“民众”没有半分好处。国企改制的时候大家见识过了,秦晓委员主持招商局减持平安保险国有股的时候见识过了。
秦晓委员并不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孤独,也有此意的还有主流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老先生,已经呐喊多年了,不把国有资产彻底“把它(国企资产)稀释掉,分散到民众中去”誓不罢休,风雨无阻的样子。
然而,草民要指出来的是,无论是秦晓委员,还是吴敬琏先生,都是在国有企业身上倍受恩泽的,说不好听点,是拿了好处的,而且并非国有企业中普通职工的那种工薪所得的水平。
比如,秦晓委员是招商局的董事长,其薪资没有公开报道过,但是有两个参照:其一,从招商局通过改制分出去的平安保险的董事长、秦晓委员的前下属马明哲,因为6千万的年薪倍受社会、网民的质疑,无法自圆其说;其二,招商局辖下的招商银行的现任行长,秦晓委员在任时的下属马蔚华,被媒体质疑是中国银行业高管年薪最高的,高达数百万一年。换言之,秦晓委员会是活雷锋?
比如,“让吴敬琏受到伤害的是,国内某杂志2004年13期刊发的《经济学家你为谁代言》的封面文章,文章中披露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第一财经日报)
也就是说,吴敬琏先生除了在体制内享受着薪水之外,还担任了多家国企的独立董事,按照股份制公司的规矩,吴敬琏老先生可以合理合法地享受独董的津贴的。独董的津贴水平又高有低,但恐怕不会是“民工价”。
那么,秦晓委员在国企享受着高薪,在国有企业这个平台上呼风唤雨,潇洒倜傥,吴敬琏老先生拿着国企的高额独董津贴,却如此痛恨国企,巴不得一夜之间让其消失。就像二位食客在一家名叫国企的饭店又吃又打包,还恨不能这家饭店立马倒掉一样。
既然如此,为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为践行自己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坚定信仰,就应该身体力行,率先而为,把在国企拿到的高薪、津贴一分钱不少地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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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和政权的最大危险,朝野似乎找不到真正切实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利益化是去意识形态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脱魅”。这种“脱魅”是自上而下全系统的,非个人力量所能扭转。纵出现个别清官、“明君”,铁腕反腐,也只能澄清于一时和表层,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在这种积弊土壤和力量对比下,虽然网络进行了详尽揭批,虽然三教授致信“两会”公开举报,大腐败分子秦晓仍可以大摇大摆露面现世,甚至再次吹响“集结号”,扬言要“重启”化公为私的“改革议程”----抽象说,让国企回到国民手中的方向并非不好,但操作起来却结果难料。想要坏的结果很容易,想要好的结果则条件苛刻,操作艰难。不管怎么说,由秦晓这样曾经将百亿国产揣入个人口袋的大腐败分子来倡导国企改革,只能让人联想到俄罗斯金融寡头瓜分国产并使之合法化、免罪化。高举一个看起来漂亮、做起来复杂的方向或目标,然后利用操作之便化公为己,这是以改革之名行盗窃之实的“原罪共同体”最惯用的伎俩。市场化如此,私有化如此,自由化如此,民主化还将如此。同一套戏法可以屡屡成功,一是因为操作权在他们手上,二是因为话语权在他们口中:通过掌控媒体,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启蒙”,许多人已经把他们的“改革话语”或“现代性理论”,视为无上教条,已至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基本事实。
对权力的利益化问题,西方的学徒们当然会建议学习西方,采用分权制衡的方式,通过选民、舆论和法律来约束政府。于是问题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窘境,必须面对“不改等死,一改找死”的悖论----不论怎么说,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等死”,毕竟在等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新的机会,新的选择;既得利益者尤其愿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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