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分红旗手**李鹏六四日记全文*马宾:老同志日子不多了,说真相真正对得起党和人民/续三

李鹏六四日记全文*马宾:老同志日子不多了,说真相真正对得起党和人民/续三

发贴者： Unknown 时间： 6/09/2010 09:29:00 下午标签：继承并进行改良了的文革汇编, 生命生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李鹏六四日记全文*马宾:老同志日子不多了,说真相真正对得起党和人民/续三

汇编：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1769.html

李鹏六四日记全文

封面语——
马宾语重心长地向一些老同志建议：“老同志表态的机会不多了，该说句真话了！”

第三章　　第三章　　北京戒严（1989年5月17日至5月31日）　　【内容提要】第三章记述了从5月17日至5月31日动乱升级的情况。5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坚持了“四·二六”社论的正确论断，为了挽救危及国家安危的混乱局面，作出了实行戒严的决策。5月19日召开首都党政军各界干部大会，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军民动员起来坚决制止动乱。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利，国务院决定从5月20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中央军委决定调动解放军部分部队进京，协助公安干警和武警，制止动乱和维持社会治安。　　解放军进京受到动乱分子的阻挠，动乱分子欺骗和强迫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挟党和政府承认“四·二六”社论是错误的，承认他们搞动乱是“爱国行动”，继而达到乱中夺权的图谋。　　在此紧要关头，赵紫阳不是站在党中央制止动乱的立场，而是站在支持动乱的立场。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暴露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使动乱进一步升级。为了避免流血冲突，戒严部队在北京市郊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修整，耐心地向市民说明来意，以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戒严部队未能按期达到预期的目标，天安门仍被动乱分子盘踞。北京和全国局势更加混乱，西方政府和反华舆论对中国的动乱公开表示支持，“美国之音”作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充当反华的急先锋，起到对波助澜的作用。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5月 17日下午4时，小平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当前局势。赵、李、乔、胡、姚和尚昆参加，王瑞林也在。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　　赵讲，目前惟一办法是否定4月26日社论，与学生妥协，缓和下来。　　我讲，26日社论是正确的，本来形势已逐步好转，但紫阳同志5月4日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办法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乔石认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　　依林说，这场动乱是赵的错误造成，他完全赞成李的意见。　　胡对局势感到忧虑。他说，我们想的与广大群众想的差得太远。　　杨尚昆认为不能从《社论》中后退，现在目标是邓，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邓讲话，委托出在党内。紫阳5月4日讲话是转折，制止动乱惟一办法是戒严。　　邓说，你们的办公室有奸细，看看是谁走漏出去。　　晚8时，常委再次碰头，定了戒严时间为5月21日，19日晚开动员大会。赵说，我的时间已结束，已写好信向常委请假。　　 5月16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到今天凌晨，总算达成一项决定：由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公开发表书面谈话，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信中说，“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信中首先把常委的名字都列出来，这在过去是绝无仅有的。信中肯定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要求学生“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上午，我接到小平同志办公室的通知，小平同志邀请全体常委于下午4时到小平同志处开会。这是一次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出席，杨尚昆同志列席，王瑞林同志担任记录。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赵紫阳首先发言，他说，解决目前困难惟一的办法是否定“四·二六”社论，与学生达成妥协，使局面缓和下来。我第二个发言，对赵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我说， “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社论》发表后，形势本来已逐步好转，但赵紫阳5月4日讲话，跟中央调子不一样，又重新点起火来，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混乱地步。当前惟一办法是中央常委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乔石同志发言明确表示“四·二六”社论是完全正确的。依林同志发言说，这场动乱是赵紫阳的错误造成的，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胡启立同志说，他对目前局势感到忧虑，他说中央的同志与广大群众想得差的太远了。尚昆同志认为不能从《社论》后退，现在学生斗争的目标已指向小平同志，只有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国家才有出路。　　小平同志听完大家发言后，作了重要讲话，以下是根据我当场笔记整理的摘要。　　小平同志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形势很严峻，问题出在党内。全国出问题都是受到北京的影响，因此，要解决问题，先从北京解决起。继续发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如果我们按照4月 26日的社论精神，加强工作，进行对话，那么，积极分子就已经组织起来了，搞动乱的开始害怕了，形势已经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发展。　　小平同志一针见血的指出：这篇社论是正确的，转折点是赵紫阳5月4日的那篇讲话，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中央不一致，学生就闹得更激烈了，很多的人向学生靠拢。因此，问题出在党内，解决的办法，党内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错了大家负责。没有这一点精神，还争论干什么，自己宣布垮台算了。其实，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闹就让，让了一步再闹，再让第二步，还是不满足，再让第三步，永远不会满足，除非共产党垮台。中国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样，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么，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社会主义制度，要不要共产党。如果中央旗帜鲜明，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发展到了很难收拾的地步。你越让，他就越要闹，事情还在发展。不采取紧急措施，肯定是顶不住的。上海江泽民同志那里，现在还可以顶住，再发展下去，他们也顶不住了。现在没有时间来争论，谁的缺点和谁的责任，这些问题可以慢一点解决。第一步是坚决制止动乱的发展，第二步逐渐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认识不一致，态度不坚决，采取什么措施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接着，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是动乱平定下来。在戒严期间要打击坏蛋，不打击这一部分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数不要多，少数几个人。戒严就是要动用军队，军队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抢，军队也不还手。如果冲突起来，碰伤一些人也是难免的。北京警力不够，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学习秩序，只有宣布戒严。动作要快，准备好了就立即实行戒严。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不要让更多的人卷进去，陷进去。　　戒严也是保护大多数，但有些人硬要闹，而且让它扩大，也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听其自由发展，比如成为全国性动乱。要安定全国，必须首先安定北京。戒严首先要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要保护公用事业的安全，要保护通讯部门和电台的安全。现在社会一片混乱，什么坏人都出来了，搞打砸抢的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态度要比前更加鲜明，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　　小平同志提出戒严后，会场的空气变得十分严肃，是各位常委对此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表态的关键时候了。我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姚依林同志也表态同意戒严。乔石同志点头表示同意。胡启立同志还是那一句话，对当前局势感到忧虑。只有赵紫阳表示反对，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各位常委表态后，小平同志说：戒严的事由李鹏、乔石、尚昆同志主持，卫戍区、公安、武警参加外，还有调一些部队进北京。　　接着，小平同志已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已倒下来。我现在认识到，我在这个时候恰恰不能倒下来，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让身体出了毛病，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已经不能考虑别的办法了，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很快就发展成全国性动乱。　　北京变成全国性动乱，比“文革”还厉害， “文革”实际上是有领导的，是毛主席领导的。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产党放弃了领导。动乱的真正口号出来了，就是丢掉共产党，丢掉社会主义。我们这一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这个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我们这两代人都担不起这个责任。许多老同志对现在的形势很焦急，这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对事业感情的表达。　　赵紫阳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有决断比没有决断要好，但对现在这个决策我很担心。　　小平同志强调：政治局常委会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作出决定共同承担责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证。大家统一行动，说话一个口径，错了大家共同负责，这是关键所在。　　这时，赵紫阳说：“对常委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只能组织服从，但是我保留意见。” 　　小平同志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凡走漏消息（手打输入者按：此处后半行未见）　　小平同志最后说：没有万全的方案，什么都很稳妥也不可能。要阻止外地人到北京来，也不要让动乱蔓延到外地去。攻新华门难道不是动乱，攻大会堂难道不是动乱，动乱已经是事实了嘛，不要再这个问题再争论了，常委一致起来，少数服从多数，团结一致，聚精会神吧动乱处理好。　　下午6是左右常委会结束。我们从小平同志家出来，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我向常委提出，晚8时常委再次开会，落实戒严措施。　　两个小时以后，常委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室举行。赵紫阳一开头就说，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结束，已经写好信向常委请长假，因为我留在常委会妨碍你们的工作。尚昆同志劝他不要这样做。会议确定，5月19日王召开在京的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北京戒严时间初步定在从21日开始。军队的调动则由尚昆同志具体安排。　　会后，我分别找罗干、温家宝、严明复同志到办公室来谈话，就今天常委会关于戒严的决定向他们作了通报，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处理动乱，有必要立即把这个重要决定告诉他们。　　全国已有27个城市的170多所高校发生游行示威，武汉搞动乱的学生占据长江大桥，京广铁路被堵塞。北京社会秩序已陷于混乱，“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声称已有3000人绝食。街上不时出现游行队伍，不时高呼“打倒邓小平”、“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口号。　　非法学生组织纠察队阻拦来往天安门和中南海附近的行人和车辆。小平同志家住地安门，离中南海很近，平常我们坐汽车去，不过10分钟。今天为了避开学生非法“纠察队”“”，我从小平同志住处绕大道穿小胡同而行，我的坐车行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中南海。堂堂12亿人的中国合法政府，此时此刻似乎已成为“地下政府”。　　后来才知道，赵紫阳从小平同志那里回来后立即把鲍彤找来，向鲍泄露了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赵对鲍说：“下午常委在小平同志家作了决策，我保留了意见。”紫阳要鲍彤立即起草一封致常委、政治局并报小平同志的辞职信。鲍彤加快这封信的大致内容为：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决策，我服从。但我仍担心事态难以平息，且有可能继续扩大和恶化，由我来负责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将会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请求解除我党的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之职。　　这里，赵紫阳两次担到下午常委的“决策”，这一“决策”又是什么内容呢？很显然除了“戒严”而无其他。　　赵紫阳在以后的检查中，以及以后鲍彤在法庭的辩词中，都矢口否认赵紫阳向鲍透露过 “戒严”，而鲍彤也极力否认，说他不知道“戒严”的决策。其实，就在晚上的党委会进行之时，鲍彤也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召开了一个有13人参加的告别会议。曾经参加此次会议的顾云昌讲，此时鲍情绪低沉，会场气氛紧张。鲍彤向大家透露了今天常委会的情况。鲍彤说“这可能是我同大家最后一次谈话了”，鲍警告到会者不要当叛徒，做“犹大”。鲍在会上还慷慨激昂地念了一首诗：“曾为大梁客，死报信陵君”。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这里他表示了对赵紫阳的忠心不二。　　今天，胡绩伟、江平等24位人大常委写信建议中央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　　中国民盟、民建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致函赵紫阳，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行动”。　　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发出呼吁书， “恳请同学们珍惜和爱护自己的身体，停止绝食”。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决议，要中国政府避免使用武力，否则，将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关系。　　要求学生停止绝食 5月18日凌晨5时，赵、李、胡、乔去协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同学。　　9时，启立来，商定11时与绝食学生代表对话。　　下午3时，召开戒严会议。北京军区周依冰司令员报告，决定派5万兵力，20日晚以前进入北京。决定成立戒严指挥部，北京市长为指挥，司令员为副指挥。　　宋平同志反映，鲍彤手下的顾云昌散布“赵完了”，常委3比1。　　凌晨5时，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李鹏、乔石和胡启立四位常委都去协和医院和同仁医院探望了绝食而住院的学生，希望其他参加绝食的同学尽快结束绝食，到医院接受治疗。　　上午9时左右，胡启立同志来我办公室，提议我去会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代表。我认为这是向搞动乱学生公开表示中央态度的时候了，所以欣然同意。我原以为他会和我一起去，不料，临上车时胡启立却不去了。他解释：“四·二六”《社论》是他起草的，学生对他有气，他去不方便。胡启立临阵脱逃，实在不够意思。　　11时在人民大会堂，我和李铁映、李锡铭、阎明复等同志会见了绝食学生代表。鉴于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发生领导接见造反派时，往往不时打断或不让领导把话讲完的情况，会见一开始，我就和学生“约法三章”。对这场重要的谈话，根据当时的记录，摘要如下：李鹏总理：今天和大家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对今天谈话提出一点要求，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讲。我们不打断你们，也不插话。但是，我们讲话时，你们也不要打断我们。（大家表示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李总理，你刚才说我们只谈一个问题，而现在不是你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你出来，至于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决定。广场上现在已有许多人晕倒了，你大概也清楚。我想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昨天，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我们都听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很不够，我们提出的条件你是知道的。　　北京大学学生王丹：我们昨天对100多个同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 99.9%的同学投票表示不撤离广场。在这里，我把我们的要求再明确一下：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现在能圆满地回答的话，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　　吾尔开希：我们提出：第一，要求下面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要全面地否定“四·二六” 社论，否定是动乱。然后，可以有几种办法：一、请赵紫阳同志或李鹏同志，最好是赵紫阳同志到广场去给同学直接讲话。二、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否定“四·二六”社论，向全国人民道歉，承认这次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可以尽量说服同学把绝食改成静坐，我们可以尽量说服，但不敢说一定能够做到。　　王丹：我们到这里来，实际是代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为他们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来的。希望各位领导能对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表态。作为“绝食抗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我们都为同学的生命安全担心。希望各位领导能对这两个问题尽快明确。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戴颂育：希望尽快答复我们的两个要求。　　北京大学学生熊焱：我们认为，不管政府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认它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历史都会承认的。但是，为什么还特别需要政府承认呢？这代表了人民的一种愿望：想看看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们都是主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为了解决问题，什么面子都应放下来。政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是会拥护的。我们并不是对李鹏总理个人有什么意见，因为你是共和国的总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王超化：我同意刚才同学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种“决议”，但不代表广大同学的话，“决议”也是没有用处的。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有不少北大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对周，学们的行动，我们作为师长，心里都很难过。我认为，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不是代表动乱，这一点，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领导人，也希望总书记能到天安门广场，给同学们讲一讲，表示理解同学们的心情。　　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新：世界上有一惯例，绝食七天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答复，连南非这样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也应做到。　　王超华：同学们是在自觉地搞一场民主运动，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如果仅仅说是“爱国热情”，那么，在这种热情下，运动中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无法使这次运动中做到理智。　　北京大学学生邵江：学生运动可能已经形成一个全民族运动，学生现在还是比较理智的，但是不能保证形成全民运动时，都是理智的。　　王丹：还有发言的没有？没有了。那么，请领导表态。　　李鹏总理：如果谁有意见，还可以讲，充分的讲。（无人表示要讲话）请李铁映同志讲一讲。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这次学潮发展到这样的规模，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因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做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事态还在发展。关于对这次学潮，我认为，广大学生表现了爱国的精神和爱国的愿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凭自己主观的想法和良好的愿望，而要看事态的发展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稳定的局面，什么事请都吹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希望在座的同学能够做工作，使在广场绝食的同学尽快的回到学校里去。　　中华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这些天来，我和同学们有过多次接触，现在关心的是要救救在广场上绝食、体质非常虚弱、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学生们。我想，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绝食要分开。我相信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现在，同学们自发产生的三个组织，对局势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差了，事态的发展不是按你们的意愿进行的。现在你们惟一可以产生影响的是，决定绝食的同学们离开现场。　　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等：这几天事态的发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瘫痪，生产受到极大地影响，多数市民希望安定下来，我向同学们转达广大市民的意见。不要让绝食的同学的生命受到威胁，先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李鹏总理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几点意见：第一点，发言的同学愿意谈实质性的问题，我就先谈实质性问题，这就是立即停止绝食。我要求由中国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的送到各个医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同时，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属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大力的抢救、护理参加绝食的同学们，以保证他们生命的绝对安全。　　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少共同点，或者还有生命不同点，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政府责无旁贷。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从关系绝食同学的生命安全出发，予以协助。我这个要求，并不是讲等到绝食的同学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致肯定大多数同学的爱国热情，愿望是好的。你们提出的有些意见也是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积极地。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所决定。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昨天京广铁路被堵塞了三个多小时，停止了铁路动脉的运输。现在有不少社会闲杂人员，纷纷打着学术的旗号到北京来了，使局势更加混乱。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同学们想一想，这样下去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我们的首都。这些话，你们愿意挺好，不愿意听也好，我都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告诉全国人民。动乱，中国出现过多次，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伤害，我们绝不允许这种悲剧重演。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市民、工人，甚至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上街游行，好像是对你们表示声援。你们不要误解他们的意思，他们出于对你们的关心，希望你们身体上不要受到伤害。但是这里面也有许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赞成的，如果他们劝你们吃点东西，喝点水，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劝你们尽快的离开广场，有话好和政府商量，这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这样做，不是在帮助你们，而是把你们推向危险的深渊，我们不是赞成的。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都是关于这场事件性质问题，我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在今天这个场合不讲，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学们一味要在性质上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在座的同学，你们已不能够左右在广场爵士学生的行动，那我就直接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传达政府的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忠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在动乱性质上，今天我没与这些人纠缠。因为不是讲这个问题的时机和场合。但我也留下了一个复辟。我说，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会在适当的机会会全面说明政府的立场。这就是指明天要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　　我的讲话击中了要害。学生头目没有再讲什么实质性的话。临散会前，吾尔开习还演了一场闹剧。声称自己心脏病复发，学生把他抬上担架，搬来氧气瓶，给他上氧气，抬出了会场。　　这场座谈会的实况录像，没想到启立同志不让电视台全文转播。但是广播电视部艾知生部长还是指示中央电视台在当时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了这次会见的录像。这使全国上下都知道党和政府对动乱的态度和立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后来告诉我：18日乌鲁木齐动乱学生冲击党委大楼，砸碎了玻璃，当时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才恰当。听了广播后，他们的腰杆子就硬起来了。　　当时福建省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贺国强后来告诉我：学生在街上游行示威，要求市委支持学生，闹得交通堵塞，社会混乱，他们也不知中央是什么什么态度。听了广播后，福州学生自动撤离了。　　杨尚昆同志在上午还举行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中央军委下令，调北京军区5万人进京执行戒严任务。要求其中3万人于19日晚进北京，另决定调沈阳军区2万人进京，先下达预先命令。　　下午3时，在中南海召开戒严工作会议，我和乔石，尚昆同志参加。尚昆向我们通报了调动兵力情况。　　为了协调整个戒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戒严指挥部，由北京市长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正、副指挥。　　果然不出所料，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反映一个重要的情况：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级干部顾云昌向中组部研究室的刘绍荣等人散布：鲍彤昨晚在政改室开了会。鲍彤说今天常委会上3比1，赵已完了。另一个问，那你们老鲍呢？顾说，他首当其冲。又有人问，那你们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呢？　　顾说，解散呗！　　首都党政军干部党员大会 5月19日晨5时许，赵紫阳和我分乘两辆面包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　　上午 9时，到邓小平处，有陈、李、杨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姚、乔，三总部的迟、赵、杨，还有秦、洪、刘。　　邓小平讲了几点，大家都表示赞成。　　一、问题出在党内，两个司令部，表面上是赵和李，实际上是赵和我。　　二、不能再退，再退就是逃兵。　　三、戒严的目的是保卫人民。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赵的问题，人数40人左右，由李、乔、宋筹备。　　五、人基本定下来。李鹏当总理，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又说：我最大的失误是找错了两个接班人。　　六、舆论不可小看，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直接抓。　　邓还说，对赵周围的人，还在搞名堂的，应控制起来。　　晚10时，在总后礼堂，中央开了首都党政军动员大会，我代表中央讲话，杨也讲了话。　　凌晨5时许，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安排，赵紫阳由中办主任温家宝陪同，我由国务院秘书长罗干陪同，分乘两辆救护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同学。我乘车进入广场，当学生发现是我，纷纷围到车前门。我向绝食学生表示了慰问，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和政府站在一起维护国家稳定。在罗干的指挥下，我们的座车从容离开广场。赵就不同了，他下车以后，站在学生中间拿个话筒，满面愁容地对围住他的学生说：“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相信学生提出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句话与昨天阎明复对学生讲的是一致的。赵还故作姿态，向学生鞠躬致敬。赵是在作孤注一掷，向学生公开了党中央的分歧，进一步煽动学生的对抗情绪。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应邀到小平同志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陈云、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人民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还有秦基伟、洪学智、刘华清三位老红军参加。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主要内容是：一、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二、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三、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保护学生，把损失减到最小，最快恢复正常秩序。无政府主义任它发展，很快就会波及全国，不可收拾。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果准备流点血。动乱分子搞打砸抢，也有暗藏武器，他们要反抗，阻挠戒严。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我们这些人，都搞过学生运动，也算有经验。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此二字不清）人不可免，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戒严要多久时间，现在定不下来。总之，要到一切恢复正常为止。台湾不是戒严20 多年了，也没有说哪一天解除。　　四、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　　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安。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熟悉党务，熟悉人的情况，可以帮三年。中央领导要逐步年青化，老同志一年不如一年，就不再进常委了，在一边帮忙更好些。常委还应该补充一两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新的常委要树立新的形象，政治局应该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局。　　六、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十三大从理论到实践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对的，不能因为动乱而发生动摇。动乱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解决好了，能保持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今天的会议我是到得较早的一个。小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说，你继续当总理。接着他又问：你看江泽民同志当总书记怎样？我当即表示赞同。我说，在1987年学潮中，在这次动乱中，江泽民同志都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既有在中央部委工作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的经历，是总书记合适的人选。　　今天下午，我在紫光阁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使伍尔科特。他说，他从大使馆出来，是穿过小胡同到中南海，沿途费了不少周折，迟到了，请你原谅。我说，北京发生动乱，已不同程度地蔓延到外地。但这纯属中国内政，我们会妥善加以解决，对此，我充满信心。　　晚上10时，在总后礼堂，召开了首都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会前我请启立同志去请赵紫阳出席会议并讲话。赵以身体不适、头晕为由拒绝参加。我让胡启立再次去请赵紫阳主持会议，不作讲话，至少出席一下会议，以表示党中央的一致。赵紫阳不是说过对这次中央的决策虽然保留意见，但组织上服从吗？令人遗憾的是，赵紫阳仍拒绝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由乔石同志主持，李锡铭同志首先介绍了北京学潮发生的经过和发展的趋势。接着，我在会上作了报告: 今天，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共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员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前首都形势相当严峻。无政府状态越来越严重，法制和纪律遭到破坏。本来，5月初以前，经过大量的工作，形势已趋于平稳，但进入5月以后，又更加动乱起来。卷入游行示威的学生越来越多，公共交通到处堵塞，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社会治安恶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首都的政策秩序。　　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绝食学生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对绝食学生进行治疗和抢救，另一方面，同绝食学生的代表进行对话，希望立即停止绝食，但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北京的事态还在发展，而且已经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在不少地方，游行示威的人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也发生了多次冲击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事件，发生了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种种情况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转局面，稳定局势，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开打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了人民政府，彻底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秘密串联，鼓动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的倒退。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成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　　我们所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揭露极少数人的政治阴谋，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广大青年学生同挑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区分开来。前一段，我们在处理学潮问题上所以采取及其宽容、克制的态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和目的，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扩大事态，导致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　　必须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把他们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他们在学潮中的过激言行不予追究。　　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作出贡献。　　各级党组织必须在稳定局势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体共产党员要在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政府必须严肃政绩法纪，认真抓好稳定局势以及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全体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要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所有工商企业和事业单位都要坚持正常生产秩序；各类学校都要坚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凡罢课的应一律无条件的复课。　　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我在讲话结束时，还为解放军进城和即将宣布的戒严留下一个伏笔。我说，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为维护首都安全所做的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我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打断，会场情绪慷慨激昂，十分热烈。　　尚昆同志在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说，调来一部分解放军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和经常，维持社会秩序的，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赵紫阳拒绝出席这样一个关键性的会议，再一次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暴露和他与党中央的决裂。赵紫阳犯下了分裂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下午，赵紫阳还给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写信称： “我头痛加剧，急需治疗和卧床休息”，“在此期间，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议李鹏同志主持”。　　就在中央召开大会前45分钟，天安门广场的绝世学生也宣布停止绝食。、鲍彤领导的政改室另一位副局级干部高山，在19日上午来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高山根据鲍的意思，先后炮制四份反动传单，并以“体改所”、“农研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学会”四家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为散发并进行广播。“声明”呼吁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立即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进行干预；召开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议；授意学生要赶快结束绝食，说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这就是指戒严。以上事实说明，小平同志在5月17日开会时就对常委们讲“你们办公室内有奸细”，这一判断是十分正确的。党的核心机密已被鲍彤泄露到动乱分子那里，扩散到社会上了。　　今天，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人在蓟门饭店召开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北京部分地区戒严 5月20日昨晚，形势有恶化的迹象，广场宣布，20万人静坐或绝食。我和乔、杨电话商量，决定10时宣布戒严。　　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由丁关根、王忍之、袁木、何东昌、曾建徽参加。　　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主力被困在八宝山，南面被围在南苑，东面困在通县，北面困在太平庄。唯一成功的是由沙河到达北京车站，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包围。　　北京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广场游人宣布，有20万人静坐反对昨晚的首都党政军大会。我和乔石同志在电话中商定原定今晨8时实施北京部分地区的戒严，因为准备工作跟不上，宣布戒严开始时间推迟到上午10 时。　　 9时30分，我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定，为了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８９条第１６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１０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为什么只选择北京市部分地区，而不是整个北京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主要是发生在北京市区，而市属10个县相对比较平静，没有必要实行全市都戒严。二是宪法规定国务院只有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权力，在整个省区市实行戒严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央的同志都很焦急，因为新闻界思想混乱，舆论跟不上。下午成立了中央宣传工作小组，有丁关根、王忍之、曾建徽、袁木、何东昌、王维澄等同志参加。我召集他们开了会，要求重点抓好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四大新闻单位，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对动乱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在戒严期间，必要时，中央可派代表进驻人民日报，加强新闻监督。　　没有想到部队进城受到极大阻力，可以肯定，戒严消息事先被泄露出去了。西面来的部队被人群围堵在八宝山，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南苑，东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通县，北面来的部队被围堵在北太平庄。戒严指挥部曾设想，西面的主力部队经过地铁运送到天安门，也因为走漏消息，复兴门地铁施工洞口被一群动乱分子占领，堵塞了地铁的通道，部队调不进来。惟一成功的是从河北沙河县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的2000余人。这是根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同志的请求我下令铁道部长李森茂执行动运送沙河部队的命令，他执行了。但部队一下车，就被动乱分子包围，困在北京车站动弹不得。　　从19日到至20日，有人在北京街头散发了冒充人民日报号外的传单，说“我们以极为悲痛的心情” “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的权力已被剥夺”，“军管迫在眉睫”。　　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说市委常委会全体同志收看了19日晚中央召开大会的实况转播，一致拥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　　 20凌晨，江泽民同志发表广告讲话：昨天晚上，北京绝食请愿的同学已宣布停止绝食。我衷心希望上海的绝食同学迅速停止绝食，接受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同时，我衷心地希望参加游行、静坐的同学有秩序地撤离现场，返回学校。　　凌晨2时45分，上海绝食静坐5天的学生已全部撤离广场。　　陕西、湖南、河北、河南和福建省委和政府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制止动乱的英明决策，拥挤李鹏同志的重要讲话。　　胡启立同志给中央常委写信，表示造成杨尚昆在19日大会上讲的，解放军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他希望不发生流血事件。对此信，姚依林批示，要尽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动武，那将束缚自己的手足。　　上午10时，体改所所长陈一谘到中南海鲍彤处。陈向鲍彤详细介绍了《关于对时局六点紧急声明》传单的内容，鲍彤说很好。鲍还说，戒严这一招肯定失败，这件事肯定要翻过来。鲍还说，党内已解决不了问题，要尽快召开人大，罢免李鹏。以后你们不可能再从我这里得到情况了。两人谈话延续一小时之久。　　 11时许，陈一谘召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层干部开会。会上，陈一谘传达了鲍彤的指示：“要保护体革所的人，他们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你们以后不要依靠上边获得消息了”。这就意味着鲍彤不会再给他们消息了。在社会上还有人散发了一份以首都知识界为签名的传单，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弹劾李鹏，以解国忧”。　　戒严力发布后，仍有数万人在天安门静坐请愿，“高自联”、“工自联”和“绝食团”联合声明：第一，全国人大召开临时大会，罢免总理李鹏，署名国家主席杨尚昆。第二，反对军管，抑制军队进城。　　许多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在通往市中心区的各路口设置障碍物，阻拦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还向他们投掷石块和酒瓶，严重干扰了戒严部队按时到达戒严地点。　　 5月21日上午，在尚昆处开会。他已搬到中南海住。商议结果，部队原地整休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入后续部队。　　中午，我给邓处打电话，提议三日后召开扩大会方，彻底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处来电话，邓的意思，等大军进入后，再开会，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表态拥护中央决定。　　杨尚昆已搬进中南海。我们近在咫尺，便于共商戒严事宜。　　 10时，我和乔石去尚昆处。尚昆决定让受阻部队原地休整三天，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全国已有22个省市党委和政府公开表态，拥护中央决定，拥护5月19日李鹏代表中央的讲话。　　以后才知道，今天上午，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阎去见杨尚昆，杨拒绝了赵的建议。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维护首都和全国稳定的重大措施》表示对国务院戒严令坚决贯彻执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表致北京市民的信，解放军奢侈命来京协助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社会秩序，希望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理解和大力支持。　　 “美国之音”大量散布谣言，称“万里从加拿大来电，说李鹏讲话不合乎宪法”， “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支持学生运动”，“首钢22万工人就要罢工，上街声援学生。” 　　 5月22日戒严令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首都中心地区，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游行，各省市都表态支持中央。　　下午三时，我找依林和乔石来研究，大体上想在一周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立即给省委书记打招呼。邓小平担心军心不稳，这是大问题。　　晚上8时至11时，我、乔、姚和杨听取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意见。他们开始提出：一、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城区；二、由人大常委与学生谈判，条件是承认爱国行动；三、请万里回国。经我们做工作，通报情况后，已说服他们不开常委会，也不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戒严令已下达50多个小时，部队仍未进入北京市城区中心地区。全国各大城市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还伴随着打砸抢暴力行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纷纷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下午3时，我请乔石和依林同志来研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的设想：会议在一周后举行，主要是等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会议才能开成；扩大会议中心是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讨论如何坚决制止动乱，并解决赵紫阳的组织处理问题；扩大会议结束后，由中央立即向各省市，传达会议精神，促使中央和地方统一思想，保持行动一致。　　小平同志对稳定军心很重视，认为这是大局，要求妥善处理好。由于我代表中央讲了话，又以总理名义发布了戒严令，在广场上和游行队伍口号目标集中对准邓小平、李鹏、杨尚昆。　　人大常委中有人要求召开会议讨论“学潮”的问题，已得到一些常委的支持。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起草一份“立即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由胡的秘书四处打电话，征集常委签名，另一位人民日报前社长秦川和16位委员在“征集函”上签了名。北大教授徐良英对方励之说，“党内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是要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现在要看“人大常委敢不敢按宪法办事了”。　　中办报告，人大召开了委员长会议。因为万里委员长已出国访问，会议由彭冲副委员长主持，不少副委员长在发言时情绪激昂。　　有的说：对学生还是疏通教育的办法好，用强制办法越搞越对立。一个月来香港对我们都是赞赏的，现在改变态度。当然，政府没有镇压学生，但是，实际放弃了疏导。从共产党的章程来看，怎样才能撤换总书记，是不是五个常委中有四个人一反对（此处没扫描完整）　　有的说：这么大的事，我们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却没有声音，我很着急。一个戒严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党派讲话不行，现在只有请大学校长都出来讲话了。我建议，以委员长会议名义邀请各大学校长来座谈。第一、肯定学生爱国运动。第二、政府秋后不能算账。现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如果政府与人大对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权罢免政府。（有人插话：不能以人大常委会名义邀请大学校长。）　　有的说：关键的一条，学生是爱国心动，不是动乱。（有人插话：中央没有说过学生都在搞动乱，那是指少数人。）　　有的说：我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做决定。我们呼吁学生停止示威游行，给政府一个时间，也给我们最高权力机关一个时间。　　有的说：学生的要求已经减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承认是合法组织。　　有的说：双方都撤退，学生回校，军队也撤退。国务院颁布的错误的命令，人大可以撤销。　　有的说：宪法规定，副委员长受委员长的委托，可以代行委员长的部分职权。（有人插话：万里出国没有委托谁代理，是万里的责任。）　　有的说：不必拘泥这些了，国务院已发布了戒严令，人大应该立即开会。　　有的说：是部分戒严，北京还有十个县，并没有戒严。　　有的说：现在情况下，人大常委和国务院不一致不一致可不得了。　　有的说：今天会议肯定学生是爱国运动能高，明天要公布出去，不是要讲透明度嘛！　　有的说：大家一致决定的，才能公布。　　有的说：不是讲透不透明的问题，而是要能妥善解决的问题。　　有的说：按惯例，还是由党内副委员长先向中央通报一下吧！　　对此，大家都同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有的人要求国务院派负责人出席委员长会议，对总理发布戒严令作出解释。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总理有权对省（市区）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从法律角度上讲不违宪；从组织上看，这是党中央常委的决定，也完全合乎党内决策的程序。社会上已广泛流传“通过人大来限制政府”的议案，“弹劾总理，取消戒严”，显然背后有黑手在指挥。民主党派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学生是“爱国运动”的声明。有的人是出自不理解，有的认识观点相合。对部分人大常委的动向，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简单处理。在关键时刻，必须发挥党对人大的领导作用，对民主党派必须诚心诚意，向他们通报情况，引导他们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不能放任自流。我征得乔石、姚依林和杨尚昆的同意后，请中办通知人大办公厅，以党中央名义先同人大党组成员和党员副委员长交换意见。　　晚上8时至11时，我和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的意见，出席的有彭冲、廖汉生、叶飞、倪志福、陈慕华、王汉斌等六位同志。他们反映人大副委员长集中的意见和要求：一、在戒严过程中不发生流血，军队不进入京城市区；二、由人大常委和学生谈判，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三、请万里回国，主持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戒严的回报。　　在会上，我们心平气和地向六位同志介绍了发生动乱的过程，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的意见，以及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强调只有坚决制止动乱，才能挽救中国的道理。根据当时的记录，我的讲话要点如下：最近，中央常委多次研究过，所有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人为，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从4月26日社论的立场后退。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的泛滥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结果。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在5月19号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有在二线的，也有在三线“摇羽毛扇”的，相当老道。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不同意见，还可以通过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5月 4日在“亚行”的讲话。调子与4月26日社论完全不同。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那篇讲话以后学潮更不断升温，达到上街游行的高潮。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谁代表改革开发，是赵紫阳同志，还是邓小平同志？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当然，赵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如果我们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在京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党委的决议，实行戒严也是党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赵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是不行的。　　杨尚昆同志也讲了话：学生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赵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了，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也有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因此，就决定写了4月26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用电报发给赵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表示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　　赵紫阳就有了几篇东西，一是5月3日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加上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特别是赵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就与常委的同志，还有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讲，这是最后的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赵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赵紫阳也讲，党内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　　晚上8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赵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之后，他给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要中央承认4月26日社论错了。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会谈。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小平同志讲，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定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　　乔石同志也讲了话：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曾提出希望“下一个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中央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他们认为胜利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来，我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不进城也不行。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武警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了，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是难以为继的。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部队拖下来没有进城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也不行。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天安门。希望人大、政协都帮助做工作。　　听完我们的讲话后，几位副委员长都表示执行党中央决定，认为目前已不宜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宜要求万里委员长提前回国。这六位副委员长态度也不完全一致，陈慕华和王汉斌同志态度明朗。廖汉生同志不知情，有些牢骚，但态度正确。叶飞同志情绪比较激动，彭冲同志看来是同情学生的。　　 19日，中央常委收到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请万里中止出访，提前回国并于五月提前召开本届第八次常委会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内容是：最近许多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来信来电，要求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或代表大会，采取稳妥措施缓和当前的严峻局势。11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都赞成将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为此，今天上午由彭冲同志主持召开了党组会议。　　党组同志考虑到，法律规定临时召开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一致认为提前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学生游行示威、绝食请愿问题，已势在必行。　　我经过考虑，立即批示，“外事不变动为好。”姚依林批示， “同意不变动。”乔石也在自己名字上圈阅，表示同意李、姚的意见。　　今天，万里委员长从加拿大给中央发来电报，他将按原定日程于22日访美，有何信息向美方领导人转达，请国内复示。　　在天安门广场谣传政府要动用解放军镇压滞留在广场上的20万学生，有人危言耸听地说：今天下午中央开会作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关押被捕学生，而且今晚就要开始行动，明晨5时由环卫工人清扫天安门广场。　　 22日，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发布通告，指出首都生产和生活已相当混乱，少数不法分子借机制造事端，阻拦车辆，扭打军人，非法设立哨卡，对行人搜身。更有一伙社会上的流氓痞子组成的摩托车队，号称“飞虎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指挥部通告针对这些混乱现象提出五点要求。要求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人民群众积极配合支持以恢复首都正常秩序。　　 21日晚7时许，聂荣臻元帅对来访的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等 11位同学说，所传中央的决定纯属谣言，军队到北京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定。他要求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返校复课。　　 21日晚9时，徐向前元帅在住地接见7名学生代表。徐帅说，请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理智态度协助政府平息事态。　　上午，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玮同志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中央对当前局势的意见。我向她详细通报了动乱的经过和中央常委的决定，请她回去向邓大姐报告。当天，邓颖超同志发表了告全市市民书，态度明朗而亲切。她说，这次解放军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的正常秩序，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大力支持。她还在告市民书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社会上流传的种种关于邓大姐、聂帅和徐帅反对戒严的谣言，不攻自破。　　今天，戒严部队普遍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首都学生”的教育。戒严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被殴打致伤，仍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以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信赖。　　北京日报刊登11位市民的来信，来信说：“现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已被打乱，出现了交通断绝，不少人上不了班，病人去不了医院”，“孩子没有奶喝，蔬菜运不进来”，“煤气罐运不进来，居民无法做饭”， “垃圾、粪便运不出去，卫生越来越差”。“这样下去，人们怎么生活？” 　　湖南湘潭市发生打、砸、抢事件，冲击派出所，焚烧市政府牌子，阻塞公共交通，打伤公安干警。部分大学生与公安干警一道，奋力保卫市府大门，使歹徒未能冲进市府大院。　　上海6000余学生于今晨4时占领了苏州河5个桥头，市区南北5条主要干道被堵塞。武汉2万名大学生游行到武钢门前，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煽动工人罢工。　　 5月23日上午，杨主席和薄一波同志来我办公室，谈到许多老同志都不了解情况，有必要通气，一些人的立场有可能转过来。　　下午，邓小平同意向高级干部通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乔石同志参加副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十分激动，认为他们提的要求，中央一个也没有答应。他们强烈要求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　　中顾委许多老同志对当前局势十分关心，忧心忡忡，但苦于不了解政治局常委决定情况。看来，中央有必要向中顾委通气。我相信这些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同志，只要他们了解事情的真相，绝大多数老同志是会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个别对这件事处理上有意见的人，也可能转变过来。经我同薄一波同志商量，决定中顾委召开一次会议，有我代表中央向老同志就当前的局势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做一通报。　　上午，我先后约吴学谦副总理和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同志来，向他们通报中央常委的决定。要求外交系统和人民日报社要贯彻常委的决定。　　小平同志同意就当前形势和中央决定问题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领导同志作通报，并要尚昆同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湘军队领导干部作通报。然后我与宋平同志一起商量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通报的问题，共同拟定了由我、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分别向各省市、个老同志谈话的分工名单。　　乔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参加签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有的副委员长很激动，认为他们踢的要求，中央一条也没有采纳。他们对居室捉摸不定，心中打鼓，怕出大问题。他们要求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乔石同志就动乱发生经过以及中央常委的决定，耐心而细致地做了解释，指出戒严的必要性。大部分副委员长表示接受，少数副委员长思想仍然不通。　　晚8时半，我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这几天的形势，会议决定向各省市领导通气，并确定了个常委的分工。　　晚10时，我找丁关根、王维澄、袁木、曾建微等同志来，向大家通报了今天常委会的决定，并请他们起草我想中顾委通报的讲话稿。　　今天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科院召集会议，宣布成立“首都各界爱国委维宪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维宪会”由王军涛、王丹主持。推选柴玲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会议决定，坚决不撤离广场，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5月24日今天，我分别与江泽民、叶选平、李瑞环、杨析宗，程维高同志电话，通报情况。对中央决定除河南的同志犹豫多一点外，其他同志的态度都很坚决。　　晚上常委碰头，对在幕后指挥的那一批人，经过讨论，还是不宜马上下手，目前重要的是掌握证据。　　今天开始，由我和乔石、依林、尚昆、宋平同志分别和各省市领导同志谈话，通报动乱发生的经过和中央的决定，并征询他们对中央决定的意见。我分别和上海的江泽民同志、广东的叶选平同志、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河南的杨析宗、程维高同志谈话。江泽民同志态度十分坚定，拥护中央决定，认为中央决定也是对上海的支持。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表现出对赵紫阳有些同情，希望中央能宽大处理。其他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次谈话共50余人次，使各省市、区负责同志心里有了底，表示回去要坚决站在中央的立场上，多做工作。同日，尚昆同志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人70余人参加。另外姚依林同志还分批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谈了话。他们会去向党组传达，共有29人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反馈了意见和表明了态度。　　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大家认为，对在幕后指挥动乱的那一些坏人，目前还不宜马上下手采取行动，重要的是掌握确凿证据。　　美国总统布什今天在讲话中称：“全世界都在关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吸引着具有想象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　　 5月25日上午，开宣传小组碰头会，确定近期的宣传方针。主要是宣传解放军形象，最近社会上谣言甚多。我利用会见三位新驻华大使的机会，出一下场，讲一篇话。　　下午，与许家屯谈话。他谈得只是在福建搞开发区。　　晚上，开常委会，决定把通气会上的讲话传达到县团级，并发书面材料。原则上确定在5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召开中央委员会议。　　上午，我主持常委碰头会，研究解放军进城受阻的问题。确定近期要大力宣传解放军形象，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解放军能够顺利进城。　　最近港台以及国内社会上谣言纷纷，说“邓小平已死”，“李鹏被他的警卫员开枪击伤”。国家领导人从5月19日大会以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出来过。因此，我今天利用会见尼日利亚、墨西哥、缅甸三位新任驻华大使的机会，针对赵紫阳下台是否意味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要倒退的讨论，讲了一篇话。我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两年前，自由化分子苏晓康编导了一部名叫《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在这部电视片里大肆吹捧赵紫阳，说只有赵在1987年担任了总书记以后，才开辟了中国的 “新纪元”，赵紫阳似乎是改革开放的旗手，要树立赵紫阳的“新”权威，中国才有希望。我今天对三位大使的这个说明，对国内外都是必要的。针对宣布戒严是否合法的议论，我说，中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十六款的规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经决定在全国实行过军事管制措施。针对戒严是否就是军事管制的问题，我说，戒严不同于军事管制。“军管”实在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时，由军事当局来接管政府全部或部分职能的一种措施。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中国政府是稳定的，有能力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下午，香港新华社分社许家屯来看我，我虽然很忙，当仍然抽空与他谈了话。他没有针对当前动乱局势谈什么意见，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经济开发区，有点不识时务，言不及意。我看着未公开颂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许社长，是来摸中央底的。　　晚上，我主持召开常委碰头会。会议决定把向各省市、部委领导通气讲话内容发下去，以便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碰头会原则上确定在6月5日左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0号左右召开中央委员会议，对赵紫阳的问题作出组织处理决定。　　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告北京市民书》，提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来北京市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协助和支持。这几天戒严部队利用进城受阻的机会，开始内部整顿工作。有些部队来的匆忙，缺乏思想动员，需要对官兵传达和宣传中央的决定，是每个战士对自己执行戒严的光荣而坚决的任务有充分的理解。　　上午，彭真邀请党内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廖汉生、耿飚、陈慕华、王汉斌，商讨对学潮和动乱的看法。彭真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违宪的。这次游行示威就是动乱。全国人大是代表11亿人民的，不能服从搞游行示威的那一小部分人，与会同志都表示同意。　　 5月26日今天继续进行打招呼的工作。上午，我与田纪云谈了话。他表示，与赵无特殊关系，但对军队进城必要性有些保留。还与吉林何竹康、山西李立功、王森浩、新疆铁木尔、宋汉良谈话，他们都表示坚决支持中央关于处理赵的精神。　　彭真同志送来一个他与人大副委员长讲话的材料。从法制的角度讲，人大也不能违宪。人大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　　我委托王忍之和袁木起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草稿，谈了一些要求。宣传组为万里起草一篇书面讲话稿，凌晨1时发到上海。　　今天，我们继续向地方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进行打招呼的工作。上午，我与田纪云同志谈了话，他表示，他与赵紫阳并无特殊关系，他对赵推行的经济政策，也不完全赞同。但是，他对军队进城的必要性，还想不通，有保留。我还与吉林何竹康、山西李立功、王森浩、新疆铁木尔、宋汉良等同志谈话，他们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他们一致认为，4月26日社论和我的5月19日讲话对地方作用甚大，对制止动乱犹如一场及时雨。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分别整理了李鹏、乔石、杨尚昆、宋平、姚依林同志分别同各方面负责同志谈话的情况：李鹏同志谈话情况 24 日谈话情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方针，也是对上海市委的支持。回去抓紧做工作，确保上海的局势的稳定。　　广东省长叶选平表示：估计广东省委常委拥护中央方针问题不大，但广东情况复杂，可能在干部群众中波动较大。　　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方针，可以控制天津局势。　　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省长李长春表示：拥护中央方针，来时怕中央在戒严受阻后要后退，现在放心了。希望把谈话精神传达到地师级。　　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表示：对社论和戒严坚决拥护，但对赵紫阳的问题顾虑很大，希望中央不要急于处理。　　 26日谈话情况：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表示：他一直认为是一场动乱，他与赵紫阳只是工作关系，无其他关系。他提出调大批军队进北京是否有必要。　　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决策，黑龙江可以控制局势。　　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表示：山西的情况也说明是一场动乱，对中央的决策表示坚决拥护，山西没有问题。　　吉林省委书记何竹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策，坚信吉林的中央委员及老同志都是一致拥护的。　　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宋汉良、主席铁木尔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新疆领导班子没有问题。5月19日新疆已发生过较大的动乱，还有发生新的动乱的可能，因警力不足，希中央军委能及时批准他们动用解放军协助维持秩序。　　杨尚昆同志开会、谈话情况 24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林若表示：拥护中央决定，担心广东开放政策会变，对港澳影响大，做干部的工作有一定难度。　　 24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约70人参加，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服从军委邓主席的命令。　　 25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杨析宗、程维高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希望能将赵紫阳挽救过来。　　 25日上午，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省长张皓若表示：坚决按中央的精神做工作。　　 25日下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表示：拥护中央决定。但是，担心国内不稳，会影响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　　 26日，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表示：坚决按中央精神，做好工作，希望中央文件早点发下去。　　乔石同志谈话情况 24日谈话情况：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表示：拥护中央的方针，拥护小平同志的决定，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积极完成中央交给中办的各项任务。　　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态度不够明朗，感到问题太大了，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表示：事情经过他都清楚，约时间再谈。　　中央纪委副书记陈作霖、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表示：完全赞成中央的方针。　　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去后在省委做工作。　　 25日上午，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表示：拥护中央的方针和决定，回去做好湖南的工作。　　下午，乔石同志向中直各部委、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负责同志19人传达了中央精神。　　 26日下午，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省长和志强，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省长王朝文，广西自治区委书记陈辉光、主席韦纯束都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原来心里很着急，中央一讲，心里明白了。回去以后做好本省、区的工作。　　 27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胡锦涛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回去做工作，估计西藏的问题不大。　　宋平同志谈话情况 24日上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表示：完全赞成中央的分析和决策，态度非常坚决。　　山东省委书记蒋春云表示：对问题的性质认识明确，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认为“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不能退，回去做好在鲁中委、中顾委、中纪委委员的工作。　　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决定。早就觉察到中央在对这次事件处理上前后的差异。认为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赵紫阳应负主要责任。　　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表示：拥护“四?二六” 社论和李鹏同志讲话的立场。　　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去做好工作。　　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表示：拥护中央的方针，回去做好工作。　　 26日下午，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长贾志杰，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省长宋瑞祥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策，回去做好工作。　　姚依林同志谈话情况 24日谈话情况：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请放心。　　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回去后要把江西工作做好。江西省省长吴官正表示：同意中央决定，否则是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25日上午，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表示：拥护中央决策，否则，拖下去党要拖垮，不能够再让步了。　　 25日下午，国务委员陈俊生表示：你介绍的情况很详细，主要情况都了解。我一定坚守岗位，做好工作。　　国务院部委负责人对传达中央精神的态度 5月24日、25日，依林同志主持会议，给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打招呼，传达中央精神。出席会议的有35个部委、19个直属机构、5个办事机构和4个大公司的主要负责同志。会后受依林同志委托，罗干同志分别给出席会议的29位同志打电话了解情况。现将这些同志的意见简报如下：外交部钱其琛（部长，中央委员）表示：对于中央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在部机关传达以后，也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只能提到：一、不要冲突流血；二、对外表态的口径外交部有些不好办，最好由国务院发言人出面谈一下。　　体改委贺光辉（副主任）表示：我本人态度明朗，坚决，站在中央一遍。现在下面也有些顾虑，希望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划线”、“站队”等。　　安全部贾春旺（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非常拥护中央的精神，各位副部长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积极下去做工作。　　监察部尉健行（部长，中央委员）表示：开始我就认为“四.二六”社论是对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更感到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是一场动乱，同时是党内的一场都整。我认为，赵紫阳同志不顾大局，把党内矛盾暴露在党外，在学生中表白自己，他的看法和做法是错误的。　　航空航天部林宗棠（部长）表示：我坚决拥护、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部里的同志们也都是这个意见。　　建设部林汉雄（部长）表示：我对中央的决定没有意见，相信组织。在部里传达以后，六家表示相信党和政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都希望不要流血。也有的同志讲，如果京外不来人，是不是就可以不戒严了。　　纺织部吴文英（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向部里提出：坚决拥护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反对动乱；坚守岗位，稳定市场和社会；做好机关工作人员及所属院校学生工作。　　科委阮崇武（副主任，中央委员）表示：对于中央的决定，我坚决拥护，科委比较稳定，无人上街游行。　　经贸部郑拓彬（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李鹏同志讲话以后，我们已经表态赞成。现在我感到更加明朗了，也好办了。我们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央的决定，经贸部不会有问题。　　体委伍绍祖（主任，中央委员）表示：中央的措施非常正确，不如此不能制止动乱，是稳定大局所必须的。体委机关一致拥护中央的果断指施。　　冶金部戚元靖（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能退步。无数先烈用生命夺取的证券，决不能在我们手中丢掉。　　化工部秦仲达（部长，中央委员）表示：中央的决策英明、及时，我完全拥护，坚决贯彻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结果就是和平演变。我坚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制止动乱。　　人事部赵东宛（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决不能退让，否则四项基本原则要丢，十年改革成果也要丢。赵紫阳对于动乱的扩大要负主要责任。　　水利部杨振怀（部长）表示：在部里传达以后，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　　地矿部朱调（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大家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　　能源部黄毅诚（部长）表示：对于中央的决定，大家一致表示用户。赵见学生时的讲话时违反党的原则，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分裂党，是非常错误的。　　轻工部曾宪林（部长，候补中央委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目前部里主要抓了：动员大家不要上街游行搞声援。　　林业部高德占（部长、候补中央委员）表示：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决策完全正确，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的讲话。对赵紫阳同志要抓紧处理。一小撮人还把希望寄托在党内一些人的身上，及时处理，可以更有效地制止动乱。　　商业部胡平（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中央的果断措施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内部的思想趋于平稳，但不一定都通。　　物资部柳随年（部长）表示：传达中央精神以后，大家感到问题清楚了。中央的措施非常正确，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必将产生连锁反应，我们的党也要分裂，退让是没有尽头的，退让的结果是国无宁日。　　广播影视部艾知生（部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这是一次严重的动乱，这与新闻界的作用有关，是同启立同志根据赵紫阳同志的意思，在新闻界搞了一系列对话有关。我们部一定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决策。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王涛（总经理，中央委员）表示：我们一直拥护中央的决定，采取戒烟措施是必要的。大家都不赞成在党内搞分裂，都表示一定与中央保持一致。　　审计署吕培俭（审计长，中央委员）表示：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策。审计署一直用户中央所采取的措施，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统配煤矿总公司于淇恩（总经理，中央委员）表示：中央的决策是一件大事，我完全拥护。现在看来，乱首先乱在党内、先解决常委会内的问题是正确的。　　国家旅游局刘毅（局长，候补中央委员）表示：我非常赞成李鹏、尚昆同志的讲话。我的态度很明朗，动乱不制止，党和国家的前途都成问题。赵紫阳所做的，是削弱党的领导，这是实质。　　国家气象局邹竞蒙（局长，候补中央委员）表示：我完全赞成中央的精神。过去有些情况不利阿杰，现在清楚了，就应该坚定不移，坚决拥护中央，相信党、政府、解放军能够妥善处理。　　交通部钱永昌（部长，中央委员）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和部署。我们一方面抓紧做好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抓紧做好本职工作。　　国务院侨办廖晖（主任，中央委员）表示：完全赞成和拥护中央的决策。建议人事的变动最好按照党内的正常程序进行，按照党章的规定办。　　人民银行刘鸿儒（副行长，候补中央委员）表示：传达以后，大家的认识加深了，态度坚决了。过去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明确了。大家都信心增强了，表示用户中央的决策。　　今天上午，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了中顾委第11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出席会议的有：薄一波、宋任穷、王平、王首道、伍修权、刘澜涛、江华、杨得志、肖克、余秋里、宋时轮、张劲夫、陆定一、陈丕显、陈锡联、胡乔木、段君毅、耿飚、姬鹏飞、黄镇、康世恩。黄火青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陈云同志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将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宋任穷同志简要通报了最近一个时期中央为反对动乱、稳定局势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讲话，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坚决拥护共产党、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果断措施。会上部分老同志发了言：薄一波：在这关键的时刻，陈云同志亲自出席并主持今天的中顾委常委会议。陈云同志刚才的重要讲话，我完全赞成。　　现在出现的这场动乱，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预谋地制造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能有丝毫含糊。　　对于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要给予肯定，对于他们提出的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等正确意见，要认真倾听和采纳。对于那些极少数搞动乱的人，必须坚决斗争，彻底揭露他们的政治阴谋。　　宋任穷：我4月25日到外地，起初学生都比较平静。后来，学生也闹起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赵紫阳同志在接见亚行会议代表时的讲话，根本不提“四·二六”社论，完全另讲一套。学生们看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加上中央新闻媒介的倾向不好，便上街声援北京的学生，实际上是被煽动起来的。赵紫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把一切责任都推到邓小平同志身上。第二天，学生们游行喊的口号，便集中到打倒邓小平，限期解散中顾委、结束老人政治等等。说明他们背后是有人在操纵。　　余秋里：陈云同志讲话，言简意赅，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共产党员不起来讲话，那就等着堂人家砍头！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闹动乱的人喊的口号，是打倒邓小平、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国务院总理，统统打倒就等于职权被他们夺去了。我建议把赵紫阳的问题抛开。他是个阴谋家。如果不挑开，他们的组织派别活动就会不断。　　陈锡联：我们国家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要不要党，要不要国家、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时候了。他们攻击矛头击中指向邓小平和李鹏同志，还喊出了限期解散中顾委的口号。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和政府，不要社会主义。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　　耿飚：现在是个非常时期，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二千万人头换来的天下，应振作起来，坚决斗争。　　黄火青：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到底。现在，我们虽然宣布了戒严，但军队在外边，不能进城。一旦继续捣乱，军队就必须进来。　　刘澜涛：最近，国内外消息报道，有颠倒是非的趋势。天安门不是我们的，是方励之的舞台，“美国之音”是搞动乱人的指导思想、政治领导，放松思想教育的结果。　　段君毅：学生闹动乱，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首先要解决党内问题，把背后的极少数坏人揭露出来，让他亮相。　　黄镇：在这次动乱中，宣传舆论机构大大暴露了，他们不是党的喉舌。我建议彻底整顿新闻舆论机构，把那些搞自由化的分子清除出去，把这些舆论机构牢牢掌握在党手中。　　陈丕显：克制是有限度的。如果戒严八，九天了，军队也进不了城，也可能产生副作用。我想，制造动乱的那些人，其策略是想利用我们避免流血的方针，把我们拖垮。　　胡乔木：在中顾委中，确实有极少数人是支持动乱。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要挺身而出，继续履行我们的誓言，为保卫党的事业而斗争。要特别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　　肖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　　伍修权：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这是内部决定，但赵紫阳把这一点抛出来，是违纪行为。我建议，先礼后兵。先发一个通告，学生应该赶紧自动回校，如果再不识大体，那么，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流血恐怕难以避免。问题是流血多少。　　杨得志：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事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只是担心流血死人。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康世恩：前一段我一直蒙在鼓里，今天陈云同志讲清楚了：学生闹事，口号不断变化，背后有人操纵，要尽快查一查赵紫阳手下的黑干将，并把他们的恶劣做法加以揭露。　　宋任穷：关于今天的常委会，可发一个消息，内容是坚决拥护陈云同志讲话，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同志5月19日讲话，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制止动乱的重大决策和措施。大家同意不同意？（一致举手通过）　　彭真同志送来一个他对人大副委员长们讲话的稿件。他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人大本身也不能违反宪法。人大无权撤销总理按照宪法规定行使的戒严权力。搞游行示威、写大小字报妨碍了公共秩序和诽谤他人，也是违反违法的。彭是针对人大常委一些人讲的。彭真同志长期主持人大工作，是上届人大的委员长，主持修改过宪法和其他重要法律文件，在人大很有威信。彭真同志讲话义正严词，很有说服力，现将他的讲话摘要如下：今天，我受中央委托，请几位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谈一谈，通通气。　　这次学生游行的动机是好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这同我们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当。这不怪孩子们。对极少数阴谋家、坏人乘机制造动乱的险恶用心，警惕不够。　　现在思想比较乱，有各式各样的口号、看法、纲领等等。问题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思想怎么统一？我们有宪法和法律，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难道苦头还没吃够吗？还要让灾难重演吗？　　为了统一思想，讲讲有关的宪法和法律规定。　　一、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是违宪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反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统一思想，这是总纲。这一条不解决，思想不可能统一，问题无法解决。党内的问题也是发生在这里。　　二、最近一个多月来首都是不是发生了动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合法的游行示威不是动乱。但是，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到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现在闹得连国事活动都不能正常进行，闹得连走路、上下班都成问题，首都还有什么秩序？还能说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还不是动乱？我们谁要认为这种行动还不是动乱，实际上等于鼓励全国各地都可以这样闹，那还怎么进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国务院决定首都部分地区戒严合法不合法？有人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撤销国务院宣布的戒严令。这里，有些是对宪法不熟悉，有的则是别有用心。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北京市总面积一万六七千平方公里，实行戒严的地区不过千把平方公里。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国务院决定首都部分地区戒严，完全是合法的。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请注意，国务院的戒严令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不支持呢？　　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也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政党、包括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个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谁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有的人嘴上讲法制，实际上不仅自己践踏宪法和法律，还煽动别人违反宪法和法律，请学生们和各界群众提高警惕。　　下午，我向袁木和王忍之口授了我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的内容，请他们起草。　　人大常委彭冲签发电报请万里同志中止对美国的访问，立即回国主持人大会议，赵紫阳虽已自动停止工作，却又在电报稿上签字同意。我认为万里同志不宜马上回来，否则势必为那些支持动乱或反对戒严，或不明真相的人所利用。我和乔石、依林同志共同签署了对万里同志请示复电，以中央名义指示万里同志继续进行由加拿大到美国进行访问。　　万里同志已提前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今天凌晨3时回到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万里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动乱分子的“后台”赵紫阳垮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人大常委会身上。中央宣传小组为万里起草一篇对外发表的书面讲话稿。今天凌晨1时，我将万里讲话参考稿发到上海江泽民同志处，请他当面转交。　　万里同志回国后先到上海休息。上海搞动乱的学生拉了一个大的队伍到机场接万里，逼他表态支持学生的所谓“爱国行动”。泽民同志和关根同志商量，用了一个掉包计，万里在上海虹桥机场下飞机后，不按常规去西郊宾馆，而从机场侧门出去，住在市内宾馆，从而避开了学生的包围。另一车队从机场驶向西郊宾馆，这里坐的是随行工作人员和市里迎接人员，学生却找不到万里，扑了一个空。万里同志5月27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由于健康原因，提前结束对美访问。回国后又从多方面了解国内的情况。坚决拥护常委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和尚昆同志5月19日的讲话，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是完全必要的。万里是现职的人大委员长，有人企图利用人大取消戒严，他的讲话对稳定局势是有利的。　　现将万里委员长5月26日在上海发表书面谈话摘要如下：我已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出访期间，我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回国后，又从多方面进一步了解了国内的情况。　　我一贯认为，广大青年学生真诚地希望存进民主，整治腐败，这种爱国热情难能可贵，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走向广大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种种情况表明，确实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在搞政治阴谋，利用学潮，蓄意制造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和教学、科研秩序。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严重的违反宪法的行为。　　万里还慎重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呃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 5月19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务院根据宪法第八十九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这对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做好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目前，北京和一些地区的事态尚未完全平息。我殷切希望，全体有觉悟有爱国心的共和国公民团结起来，社会各界认识团结起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迅速结束混乱状态，恢复正常秩序，作出应有的努力。　　向中顾委谈动乱 5月27号上午，我向中顾委全体委员详细地介绍了动乱的经过和赵紫阳违反党的原则，反对小平同志的经过。　　李先念主席在政协做了重要讲话。　　下午，请尉健行和吕培俭来，按赵的要求，布置查清他两个儿子的案件。　　晚上，开常委会，决定由乔石、宋平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全会。要求把我今天在顾委的讲话以通报发下去。决定对鲍彤进行审查。　　今天上午，我出席了中顾委全体会议，向老同志们详细地介绍了动乱的经过以及赵紫阳违反党的原则支持动乱的经过，还介绍了小平同志和常委关于戒严的决定。我的讲话摘要如下： 4月26的人民日报社论，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有计划、有组织的，目的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动乱。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件事情的根子是出在党内，之所以有许多的人卷入到这一场动乱中区，不明真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到今天，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常委大多数人对于制止这场动乱所制定的方针和措施。耀邦同志逝世以后，中央决定进行治丧活动，一定要把这次治丧活动办好。当时在大学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中央就定了一条，如果在治丧活动中，群众中间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党和政府将采取克制的态度。到22日，治丧活动结束了。但是在治丧活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极不正常的情况。一是开始了游行活动，出新了一些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口号。他们的纲领，主要表现在“七条”要求上。最核心的就是两条，一是正确评价耀邦同志；二是要为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凡。　　第二件事，就是发生了一些列的打砸抢事件，在首都两次冲新华门。在湖南长沙发生了打砸抢时间，有20多家商店被洗劫。在西安游行的人也冲了省政府，搞打砸抢，烧了传达室。　　在这个过程中，赵紫阳同志只强调“克制”，而对已经出格的事情，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常委的同志几次给他提出意见，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矛头指向了小平同志，要为1987年反自由化翻案。赵紫阳同志总是说要 “克制”，要“避免冲突”。这样，党中央就放弃了领导，以致于事态一天一天地发展。　　到了22日上午，悼念活动总算结束了。看到形势还在继续发展，赵紫阳同志就要到朝鲜去了，我向他提出应再开一次常委会，讨论一下中央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与对策？字样很不耐烦地说，方针都很明确嘛！一条叫做一切恢复正常；第二条叫加强对话；第三条是避免流血。但是对这个时间的性质他一直不讲。我们心急如焚，他却一不开会研究，二不对性质表态。　　 22日学生回去后就开始罢课，到24日罢课的人数达到了6 万人。成立非法的学生组织，原来的名字叫“团结学生会”，后来改叫“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到24日，“高自联”在北京街头巷尾张贴了很多标语，并派遣了大批学生南下北上，进行串联，酝酿更大的游行示威。　　由于赵紫阳同志没有明确这个事情的性质，北京市感到工作非常难做。我和乔石、胡启立同志一起开了一个会，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对青年学生要注意疏导，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但绝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对打砸抢等不法行为要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加以制止。　　24日，万里同志听取了北京市的回报以后，给我打电话，建议马上召开常委会，研究当前的局势。当晚，我就召集了在京的常委碰头会，吸收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大家一致认为当前不是一般的游行、示威，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会议作出几条决定：第一，中央成立制止动乱领导小组，由乔石、胡启立和李铁映三个人组成。第二，就是要写一篇社论，表明中央的态度，由胡启立负责组织起草。第三，就是要争取广大的青年学生，指明搞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大家认为，能不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争取广大群众。　　25日上午，我和尚昆到小平同志哪里去，把常委碰头会作了介绍。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小平同志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极少数人制造的一场动乱，应该迅速加以制止。认为动乱已出现，就是全国性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在谈到要同学生对话是，小平同志说，对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迁就，一迁就有些人的气焰就越来越高。现在看来，事态的发展与小平同志的估计和分析完全吻合。　　到4月26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现在的焦点就是如何评价这篇社论。社论指出了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动乱，定了性。但是同时指出，搞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是？的。24日常委碰头会的纪要和小平同志的讲话，我们用密电发到平壤，送给了紫阳同志。他回个点：“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话虽很短，但当时他是明确表了态的。　　中央给各地发了通知，社论就是中央精神，要求各级组织胺社论处理各地的混乱。社论产生了强大力量，学生积极分子行动起来了，党团员开始做工作，并酝酿复课。搞动乱的人面临了一场危机。于是他们又组织了27日的大游行。口号也作了改变，原来是喊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而游行口号一下子僵掉了，出现了反对动乱，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就是打倒官倒，打倒腐败。调子降下来以后，也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的同情。政府对游行采取了极为克制的态度，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以后政府和学生开展的对话过程就非常曲折了，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澄清了很多问题和谣言，也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对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形势总的趋向平稳。　　“五·四”游行以后，绝大多数高校都宣布复课。5月？日，北京高校的复课率达都在80%以上，总的趋势是缓和的。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以后，在5月1日的常委会上还完全肯定26日的社论，肯定在他出国期间常委会对学生游行处理是好的。但是，赵紫阳同志很快就违背了他在朝鲜时给中央的回电，对小平同志谈话表示拥护的态度哦。他说，有这么多人参加游行，得到北京这么多人的支持，4月26日社论对学生性质的判断是错的，要加以纠正，采取淡化的方法加以处理。　　纪念“五四运动”的会议室5月3号在人民大会堂开的。赵紫阳同志有一篇讲话，征求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好几位同志提出，要他在讲话中强调反对动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尚昆，乔石，依林，锡铭同志，还有我都提了意见。但是，他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字不提，对同志们的意见，完全置之不理。　　5月4日，赵紫阳接见亚行会议代表又发表了一篇讲话，26日社论的基调完全不一样。社论讲的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动乱。他说，我们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他把讲话稿交给了记者，要求全文发表。鲍彤要求连续三天重复播送。因为他发表了这么一个讲话，动乱者受到鼓舞，事情越闹越大，直至发展到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这种严重的地步。　　绝食开始时，赵紫阳还说没什么了不起。后来随着绝食的人越来越多，他又惊慌得不得了。在这段时间里，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很难做。谁都看得出来，赵紫阳“五四”一讲话，分歧就公开了。总书记是代表中央的嘛，是不是中央的方针变了？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又陷入瘫痪。动乱已经发展，不仅是在北京，许多城市学生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请愿活动。　　在上海，江泽民同志态度很坚决，一开始他们就发了一个通告，旗帜鲜明的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组织了整版悼念耀邦的文章。否定那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江泽民同志就找钦立本谈话，说你们在这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是很不合适的，很可能起煽动作用。钦立本在一边答应修改稿子，一边就已出版，发送出去了。上海市委就采取了果断措施，停刊整顿。做得非常坚决。江泽民通知到北京找赵紫阳同志谈了一次，却没有得到应有支持。　　接待戈尔巴乔夫是在非常困难情况下进行的。按照惯例，是要在人民大会堂前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但当时学生绝食和游行，没有办法在那里举行，因此临时改到飞机场进行。小平同志举行会晤是在人民大会堂北门里的福建厅。学生袭击了北门，把玻璃都打破了。到下午我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只好改在钓鱼台举行。那几天的活动都要绕道而行，我们简直成了地下政府、地下党了。甚至在一些街道上，学生纠察队还要检查车里面坐的是什么人。　　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了一段话，说是十三届一中全会作了一个决定，虽然小平同志退出了政治局，但我们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请示他，他是我们党公认的领袖。他这样讲就是要把邓小平同志向世界抛出去。在他这个讲话后，第二天学生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了。　　 16日晚上10点钟，召开常委会，讨论应该怎么办，会上的分歧就非常明显了。赵紫阳坚持不是动乱。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动乱。采取什么方针，多数同志认为只有动员全党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动乱。但是，紫阳他说，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要承认4月26日的社论是错误的。尚昆同志说，动乱分子肯定不会罢休嘛，最后就要追到小平同志的头上。这时，赵紫阳同志又提出一个方案，就是采取一种既保护小平同志，又否定这个社论的办法。他讲，你们可以说，26日社论发到了平壤，是我签发的。大家说，这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吗？就连一个诚实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做这种事情。问题就这样尖锐地摆在政治局常委面前。　　到了17日，在小平同志那里，全体常委，加尚昆同志开了一次会议。以后，到19日又开了一次会，除了常委外，还有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加上军委委员。前后开了这两次会。大多数常委和老同志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第一点，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事态的发展完全符合社论所预计的情况。4月26日社论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不能退。许多老同志讲，要退，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执政了，社会主义也不要了，多少人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完了。　　第二点，指出问题是出在党内。表面看起来是学生运动，那么多人参加，可实际上是党内的斗争。4月26日以后，形势在开始向正确的方面转化。到5月4日，赵紫阳同志讲了那篇话之后，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学生就越闹越凶。为什么闹，就是学生看到在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两种不同的声音。所以，问题出在党内，要首先解决党内的问题。　　第三点，采取什么具体措施，由于事情已经闹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采取戒严。宪法上讲的“戒严”，在英文翻译上与“军管”是一个词。戒严是一种维持秩序的紧急措施，军事管制是由军事部门来行使政府全部或部分职能。当时，单靠北京的警力已不能维持北京的秩序了。宪法规定，国务院总理有权决定宣布在一个省、一个直辖市部分范围内实行戒严。学生要求人大常委会出面取消戒严令。彭真同志讲，人大常委会只有当政府违宪的时候才能进行纠正。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常委作出了戒严决定。赵紫阳同志不赞成，他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　　回来后，我们继续开会，作具体部署。召开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戒严令。当时大家想，这个大会由赵紫阳、李鹏同志去讲，以显示党的团结。赵紫阳却说，我这个总书记到此就为止了，我明天就写出辞职书。由于他不出席，在那天会议上，把党内的分歧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另外一次公开暴露分歧是19日早晨看望天安门的学生。赵紫阳拿着喇叭讲了一篇话。他说，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赵又说我们这些人都老了，无所谓了，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做不到，终究可以做到。他再一次公开地把党内的分歧暴露在全国，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人大在22日这一天下午，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们开了一次会，对当前的形势表示了看法，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当晚，尚昆、乔石、依林同志和我就先与人大常委的党组成员们一起交换了意见。我们就把党内分歧的真实情况讲一讲。大家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看法就比较统一了。所以，第二天中央常委决定，把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向在京的高级干部通报，向各省市的领导同志通报。这两天各地同志陆陆续续从外地来了，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老同志也亲自出面做工作。昨天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彭真同志也在做人大副委员长们的工作，他主要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同志都是几十年来经过风风雨雨，浴血奋斗，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谁也不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丢掉了，谁也不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丢掉了，谁也不想把改革开放的路线丢掉了。　　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影响问题。这几年赵紫阳同志似乎成了“改革开放的代表”。现在，西方也向我们施加压力，有几个国际银行暂时停止了对中国拨款，还向香港的中资银行提款。有的国家还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党积极倡导改革开放的，把握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是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别的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小平同志。不会因为赵紫阳同志有什么变化而丢掉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小平同志领导之下，在其他老同志的支持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决心把改革开放政策坚决执行下去，而且会贯彻得更好。　　赵紫阳既然给政治局写了信，要求对他的两个儿子倒买倒卖行为进行调查。我本着对党组织负责，也对赵本人负责的原则，下午请检查部长尉健行和审计署长吕培俭同志来，指派尉健行到广东核查赵大军的问题，吕培俭到海南岛核查赵二军的问题。　　当天晚上，常委开碰头会，决定由乔石、宋平同志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会议要求北京市在三四天内清理天安门广场，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决定对赵紫阳的秘书、有重大泄密嫌疑的鲍彤进行审查。　　当党中央加紧筹划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政治上统一全党对动乱的认识，并对赵紫阳等支持动乱的人进行组织处理的时候，那些制造动乱的人也在作垂死挣扎。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制造这场动乱的指挥系统，但是可以肯定广大参加动乱的学生是受蒙蔽的，在他们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在背后操纵的人有国际背景也是可以肯定的。　　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他的秘书鲍彤所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受政改室领导的“三所一会”则是宣传自由化、组织动乱的急先锋。在 “5?19”首都干部大会以后，“三所一会”就抛出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从后台跳到前台，公开暴露他们指挥动乱的真面目。这“三所一会”是指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个单位。他们所抛出的六点声明，也成为后期煽动并指挥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他们明确地宣称，这次动乱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反对采取“军管”行动，立即召开全国人大 “特别会议”，立即召开“共产党特别大会”，对政治局工作进行审查。而这个纲领性文件是由陈一谘与鲍彤密谋后形成的，并且在5月20日上午10时，陈一谘前往中南海鲍彤办公室谈话近一个多小时，鲍彤表示同意。鲍彤还告诉陈一谘，以后你们已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信息了。从此，从赵紫阳到鲍彤，从鲍彤到陈一谘，再通过陈一？到社会上搞自由化的“精英”，从“精英”到前台的学生领袖这一条线就断了。不久，陈一谘见大事不好，也就逃之夭夭，流亡海外了。　　另外一条线索是“精英”们从后台跳到前台直接指挥动乱。其中最明显的是5月19日由陈子明、严家其、包遵信、王军涛、周舵等12人参加的蓟门饭店会议，研究成立“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明确提出“精英讲话影响学生”，“学生讲话影响民众”。精英“要将背后的影响方式推到前台”。到5月23日上午，陈子明、王军涛在中国社科院召开会议，成立所谓的“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从5月23日至6月3日这个“维宪会”一共开了11次会议，成为指挥天安门动乱和暴乱的实际的司令部。许多长胡子的精英，如陈小平（政法大学讲师），吕嘉民（工运学院副教授），老木（原名刘国为，文艺报工作人员），刘晓波（北师大讲师），周舵（四通公司计划部长），甘阳（社科院哲学所研究人员），刘苏里（政法大学讲师），邱延亮（香港中文大学讲师），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搞动乱的主要学生头目，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李录、封从德等都参加“维宪会”的会议。“维宪会”成立时所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是由包遵信、甘阳起草的。“维宪会”主要口号是“保卫宪法”，维宪是针对戒严。“维宪会”还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为总指挥。　　第三条线索，作为这次动乱中活动最频繁、出头露面最多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丹，是直接受命于北大教授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的。而在平息暴乱之后，方励之夫妇慌忙逃匿到美国大使馆，受到美国的庇护，现在还流亡定居于国外。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 与陈一谘领导的经济体改研究所关系十分密切。1986年10月11日，经鲍彤请示赵紫阳同意，由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所长陈一谘与索罗斯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成立 “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每年由索提供不低于100万美元的赠款，资助中国“改革”活动。　　 1988年10月26日，赵紫阳在中南海会见了乔治? 索罗斯，双方谈到苏联和中国的改革问题。索认为，苏联的改革“就是它的公开性、民主化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赵紫阳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国内改革的一种产物”，现在看，戈的“改革是真的”。赵紫阳又对索罗斯说，“苏联先从政治改革开始是因为要找一个依靠力量，就是找到知识分子”。赵紫阳赞扬索罗斯 “对中国改革很关心，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前一段合作得很不错”。　　索罗斯是美籍匈牙利犹太人、金融投机家。从1984年到1987年，索罗斯先后在匈牙利、苏联、波兰、中国建立了“基金会”，目的是“协助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和批判性思维”。索罗斯说“要用自己的钱加速铁幕后面的社会改革”。他说，“共产主义正在崩溃，我的目标是帮助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从而加速这个崩溃的进城。”索罗斯还直接参与这些国家的政治活动。他向波兰团结工会提供经费，给匈牙利的政治反对派优厚的援助。在匈牙利的索罗斯基金还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10万人参加的集会。在前苏联，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密切，戈的夫人赖莎担任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的主席。可以说索罗斯充当了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急先锋。索罗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也扮演了主要投机分子角色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线索，如党内的自由化分子，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发动一场50多名人大常委签名，要立即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对抗中央在首都戒严的决定，而若干人大常委签名都是通过体改所杂志副总编辑高瑜联系的。这位神通广大的高瑜还与严家其、王丹、刘瑞绍（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支持动乱者）、张洁凤（香港反动杂志《百姓》记者）等保持经常的联系。5月20日高瑜在给张洁凤的电话中称：“今天鲍彤他们被点名了，被控制了，想让鲍彤转移。” 　　在暴乱平息后，一大批搞暴乱和动乱的头面人物，如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李录等人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组织“黄雀行动”的渠道而逃亡国外的。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中央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李洁明，是他一手策划了这场“黄雀行动”。　　今天，全国政协主义李先念同志在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小字体开始我已经80岁了，作为一个征战半生的老战士，作为一个为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参加者，对于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是无限忠诚的。我愿意同大家一道，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共同努力。　　广大青年学生提出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促进民主，希望社会进步，愿望是好的。但是，采取罢课、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请愿的方式，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方式于国、于民、于他们自己都不利，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被极少数人利用，造成动乱，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　　长期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最近，极少数人幕后策划，制造谣言，挑拨煽动，恣意扩大事态，企图通过动乱，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一切爱国的、有良知的各界人士，（？）是不愿意看到，也是绝对不会容许的。　　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决策和一系列措施，杨尚昆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制止动乱，维护首都的社会安定，保卫首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的利益，执行神圣的戒严任务，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当坚决支持。　　政协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中，在团结各界人士协助党和政府制止动乱、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几十年来，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一直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我完全相信，在他们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后，一定会更加坚决地拥护党和政府作出的决策。　　小字体结束 5月28日今天是星期日，还有两三万学生在游行，口号是“李鹏下台”。　　晚上，丁关根谈了邓对赵下决心的经过。去年工会开会，先念找邓，谈赵的问题。邓已看出，赵问题严重，但下不了决心。4月25日邓与你们谈话，邓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讲。5月17日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态度明朗，他才做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到19日，因赵撂挑子，邓和几位老同志商量，才下了决心动赵。　　今天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还有2万多北京和外地来的学生在游行，游行口号是“李鹏下台”。　　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尽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　　动乱和暴乱平息之后，1989年11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金日成时讲，赵紫阳在朝鲜访问期间，我们没有全部察觉他的问题，没有动他的意思。他从朝鲜回来以后，把自己全部暴露了，成了完全支持动乱的人，那就不能再当总书记。据我所了解，小平同志作出这个决策很不容易。他不此一次沉痛地讲过，两个总书记都犯了支持自由化的错误，都选错了人。　　今天收到李铁映同志转来体改委一份报告，是关于索罗斯和陈一谘共同成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事。该“基金会”于1986年10月成立，美方主席为乔治·索罗斯，中方主席为陈一谘，中方委员有梁恒、李湘鲁、朱嘉明等人。李湘鲁是赵紫阳的秘书，不久前才赴美的。在协议中索罗斯承诺向中国 “基金会”提供不低于一百万美元的年度赠款。1987年11月陈一谘向鲍彤等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党中央和政府对索罗斯和他办的“基金会”加强支持，适当提高接待规格。该报告已获得鲍彤的同意。索罗斯于1987年向基金会赠款100万美元，1988年赠款25万美元。陈一谘及其体改所的一些人是制造支持这次动乱的骨干力量，他们又用了美国人索罗斯的钱。　　昨天，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天安门广场能否坚持”，“与物资补给能否持续有绝对的关系”。今天“香港声援团”到京，携带捐款65万美元和大量物资，支援广场绝食的学生。　　 “天安门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接受美国记者康宁汉的采访。柴玲说：“现在广场是我们惟一阵地”，“有人一再主张撤”，“我是总指挥”，“要抵抗这种妥协，这种投降派”。　　就在柴玲信誓旦旦要坚持占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她却又对记者说：“中国人，我不值得为你奋斗，我不值得为你献身。”柴玲说：“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当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我想，我不会”，“不甘心，我要求生”。柴玲要求记者对上述的话不要先披露出去。直到1995年，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柴玲自辩》的文章，才披露这次谈话。康汉宁的现场录像，显示出当年广场上“总指挥”的形象与“内心世界”是多么虚伪。　　美国国务卿贝克说：“美国仍然赞成并支持中国学生们的目标、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民主化。” 　　 5月29日彭真同志对几位副委员长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讲话。　　上午，找王忍之、艾知生来，布置制作电视录像片，“美国之音”汇编，外国是怎样鼓动学运的等等。　　晚上，党委碰头，确定乔石同志分管戒严指挥部。讨论了人事问题。杨同意五人方案。对赵定案，不仅是违反了组织原则，主要是搞自由化。同意下发我在中顾委的讲话。现在问题是怎样控制天安门广场，大军要进来，又要避免流血。　　彭真同志对几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讲话，经过他本人一番斟酌，今天定稿了，是一篇很好的讲话。　　上午，我找王忍之、艾知生来，布置编辑一部电视纪录片，让全国人民知道“美国之音”、西方国家是怎样支持中国的动乱的。我还看了由国务院录像室自己编辑的关于动乱的录像资料。　　晚上，我主持常委碰头会，再次明确由乔石同志分管戒严指挥部。还议论了新的常委人事问题，提出江泽民同志新进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均保留常委。对赵紫阳的错误的定性，大家认为不仅是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分裂党。会议同意向全党传达我在中顾委的讲话。大家还重点讨论了如何清理被动乱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既要进来，又要尽量避免发生流血冲突，这是当前最难处理的事。　　北大中文系冯仲芸、赵齐平等8名教授和副教授写信给学校党委，希望同学们能尽快复课。并说，事实清楚表明.采用罢课、游行和绝食等手段，不能切切实实解诀问题，旷日持久，于事无补。首都新闻界发表这封信后，8位教授和副教授遭到攻击和威胁。　　王军涛主持召开"首都维宪会”，决定刘晓波和周舵到广场参加绝食，以重振广场学生士气。向政府施压。　　 5月30日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游行示威集会法，没有通过。　　下午，王震同志来，对现状很着急，但他提的办法也行不通。接通知，明天小平同志要找依林和我谈话。　　晚上，开常委碰头会，北京市提出一个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方案，李锡铭强调游行有把握，确定听他们汇报后再商定。　　上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游行示威集会法草案。会议没有通过这一草案，原因是该草案指导思想不对头。草案以强调维护公民权利为由，实际上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类活动采取放任自流。会议决定由公安部牵头进行修改，拿出新稿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再进行讨论。　　下午，王震同志握着手杖颤颤巍巍地来见我。他对当前局势很着急，他说要带领自己随身警卫人员到广场和动乱分子硬拼一场。王老精神虽可嘉，但这个办法行不通。　　接到通知，明天小平同志要找依林同志和我谈话，估计是谈常委人事安排问题。我还找吴学谦和钱其琛同志谈了当前对外方针问题。　　晚上，我注册常委碰头会，北京市委提出组织百万工人大游行的方案，以显示工人反对动乱，支持戒严，结束当前僵持的局面。李锡铭同志表示市委对组织这样一场游行有把握。但是我们都感到北京市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没有对此建议作出决定，要听取他们游行具体方案的汇报后，再做决定。　　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七名中年知识分子的公开信，信中说：“中外历史沉痛告诉我们，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必然导致一场全面的动乱。”“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100年也许不多，而毁掉一个大有希望的中国一天就足够了。” 　　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前往北京市政府，在留言中写道：“要求制止在天安门广场搭设‘女神’像，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是英雄先烈用鲜血铸成的”。“口口声声要民主的人，你们这种做法征求过全国、全市人民的意见吗？就是在美国也不允许在国会大厦前随意建造塑像的。” 　　 “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党内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纽约时报发表《改革派必将东山再起》的文章，说：“中国当局目前暂时的胜利，将为‘反对党’成立铺平道路。” 　　酝酿新常委的组成 5月31日上午9时半，我把在中顾委的讲话稿批下去。　　 10时，到小平处。他中心谈，十三大的方针不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常委应该有一改革开放形象。他推荐李瑞环进常委，可以搞宣传。还说在反腐败上应有所作为。我问，治理整顿是否还要继续下去。他说要搞下去，再搞二至三年，但是开放应迈出更大的步子。　　我问他，对赵如何处理。他说，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10时半，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都在。我讲了小平同志意见。他们都同意赵不保留在政治局，但对保留着的中委仍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赵有许多事还没有揭出来，暂保留为好。对保留胡在政治局，几位老同志也不同意。　　下午，我找北京市经委、首钢、石化和内燃机厂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认为，组织工人游行和纠察队都没有问题。　　万里已回到北京。五时半，来我处谈。我把江泽民任职问题向他讲了。　　紫阳28日向小平同志写一信，说明他向戈讲话时好意，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早上，我把在中顾委的讲话稿修改完毕，并签发到各省区市和各部委。　　 10时，我和依林同志到小平同志住处，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这一间房子不到20平方米，窗户朝北开，房门朝南通内走廊，室内陈设简朴，只有一个较大的办公桌，一对沙发和两个书柜。因为有三个人谈话，所以，又临时搬来一个沙发。小平同志谈，动乱平息以后，十三大的方针不能变，不能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新的常委应该有一个改革开放形象。小平同志还说，胡耀邦、赵紫阳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们新的一代领导集体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怀，能团结各类人。小平同志还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败上有所作为，以取信于民。我问小平同志，治理整顿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肯定要继续搞下去，但在开放方面，也应迈出更大的额步子，如海南洋浦开发区，应抓紧搞，不要失去机会。我解释说，这些年洋浦开发区之所以搞不起来，主要是开发思路不对头，项目不落实。姚依林说，赵紫阳搞了这几年，经济上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内外债快到归还期，中央财政尤为紧张。　　小平同志谈到常委人事安排问题，建议李瑞环同志进常委。他说瑞环在天津改革开放搞得不错，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读了很多书，今后在常委中可以分工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小平又说，总之在人事安排中应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人，我也不一定坚持要哪一个人进常委，你们常委同志去考虑把。小平同志委托我向李先念、陈云、彭真等老同志转达他的具体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问，对赵紫阳如何处理。小平同志说，不能保留在政治局，赵紫阳与胡耀邦不一样，耀邦守纪律，赵紫阳不守纪律。他还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各有一个人事小圈子，这样搞不好。新的常委要有宽阔的胸怀，搞五湖四海，团结大多数同志。　　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我接到陈云同志处通知，要我立即去。党内的几位老同志，先念、彭真、王震、宋任穷同志都在巴黎，后来杨尚昆同志也来了。　　 11时，我到陈云同志处，向他们转达了小平同志刚才谈话的内容，特别是对常委人事安排的意见。老同志们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我说，赵紫阳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揭发出来，深浅尚难料定，所以，处理上宜宽一些，以暂保留中委为好。有的老同志不同意胡启立仍保留在政治局。我向老同志解释，启立同志遇事没有主见，但为人品质还是好的，为团结大多数同志，特别是为了团结胡耀邦同志提拔的一批年青干部，保留启立同志在政治局比较有利。有的老同志仍不同意我的解释，手中拿了两本宣传自由化的杂志，对大家说，启立同志主持宣传工作，对这样坏的刊物为什么开绿灯。　　老同志们对小平同志说的，常委人事安排中药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人表示理解，对新进常委的人选还有一些看法。看来，老同志对常委人事安排未能达成一致共识，尚须进一步酝酿。不过，我认为像新常委组成这样重大的事，由我来向老同志传话，显然是不合适的。　　下午，我找北京市经委、首钢、石化和内燃机厂负责人谈话，了解北京生产情况，他们对组织工人游行、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持续，都很有把握。他们说对北京市的动乱，市民、工人已不耐烦。当然，他们也对中央提出希望，要狠狠整治官倒，以顺民愿。　　赵紫阳28日向小平同志写一心，说明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是好意，还说“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反对小平同志”。　　万里同志今天上午已回到北京。下午5时半，万里同志来我处。我把江泽民将任总书记的方案向她透露了。万里说，我原来估计你会上。我向他表明，小平同志的选择是明智的，江泽民同志比起我来是更合适的当总书记的人选。　　江泽民同志也于今天下午到达北京，是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小平同志要找他谈话，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万经常同志用专机接他来北京的。江泽民同志到京后立即来看我，我没有告诉他要当总书记的事。显然，这样重大的决定，我说出去是不恰当的。我请他明天去见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后，安排在中央警卫局大楼住下。　　次日上日，江泽民同志到了邓小平同志出。小平把常委和老同志推荐他接任总书记的事告诉了他。后来泽民同志告诉我，他感到十分意外，希望中央选择更为合适的同志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他还说，小平同志对他说，李鹏同志继续当总理，他已开始熟悉这项工作。小平同志鼓励他，要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并说，李鹏和常委同志会全力支持你的。江泽民同志说，既然组织已作出决定，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并竭尽全力去做好工作，以不辜负党的重托。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记。在此之前，他不能以总书记名义对外，可先在中央担负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况。　　今天，邓小平、杨尚昆批准了戒严指挥部关于部队进入北京市区执行戒严任务的实施方案。戒严指挥部将实施方案以命令形式下达北京、沈阳、济南军区和空军。　　今日，进驻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的戒严部队，开始着装上岗。　　北京市公安局依法收审了“工自联”几个头头。8时起，一伙歹徒和学生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到22时学生及围观者在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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