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应夺回朱镕基吴敬琏等政府征土地被剥夺的至少100000亿财富

农民应夺回朱镕基吴敬琏等政府征土地被剥夺的至少100000亿财富

编辑：卧野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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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来源于网摘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仲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著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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